作者：于亭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间我竟近了知天命之年。今年（指2017年，编者注）儿子高中毕业升入大学，我忽然意识到这恰好是我考入大学三十周年。三十年前，我从边城兰州的西北师大附中，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此，我再没有离开过校园。从边城到燕园，从朴厚的燕园来到如画的珞珈山，从一名学生成为一名教师、一介学者，读书贯穿了我迄今为止的整个生涯。说起考入大学三十周年，我忽然想起了我少年时代的读书时光。
当人对过往的人生有了某种宿命感，就会把一些事情归于因缘。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喜欢有字的纸，或许可以算作我爱读书的源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社会上凋零匮乏，物质生活，精神享受，都无从说起，西北地区闭塞贫乏尤甚，如同不毛的戈壁荒山。我虽然生长在省会城市的工程师家庭，但自小家中家无长物的情景，仍然历历在心。
我是个比较安静的孩子，不喜在外野闹，就在家里唯一的竹制小书架上翻书。家里的几十本书，除了最适合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上小学的时候还读过《家庭日用大全》《赤脚医生手册》《分析化工手册》等等这种奇奇怪怪读不懂的巨册，我还读完了当时上高中的姐姐全套的中学课本，我甚至还读完了那本封面上略见油污的《大众菜谱》，觉得菜谱的世界神奇无比。后来，初中的寒暑假，禁不起母亲的恚斥，我学着给全家买菜做饭，乏人指教，我就靠这本内容朴素无比的《大众菜谱》，照本宣科，慢慢地还敢搞点儿菜式的小改良。这些经验，给了我最初的自我教育的体验。
我的父亲出生在有文化的家庭，受到过非常良好的音乐教育和基本的人文教育，热爱阅读，虽然他当年考入武汉大学，学的是化学，但一直热爱集邮、弹琴、读小说诗歌，还赋诗填词。他似乎本能地鼓励我读书聆乐的兴致。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某次他做贼一般从床底深处拖出个大纸箱，里面装满了小说，书历经年代和折腾，破破烂烂的。父亲说你读完一本再挑一本读吧，但是不许带出去。又有一次，他从里面检出一本繁体竖排的《七侠五义》，说你读读这个吧，认点儿繁体字，中国人不能不认认繁体字。于是我小学的时候，就认了无数的字和词语。这会不会是我后来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古典文献专业的一点点“因缘”，想想真觉挺有意思。
父亲时常出差，回来一定是给家里扛米，应别人家之托带的，是北京的白砂糖、花布、上海的泡泡糖和大白兔奶糖，给我的总是几本书，早先是连环画，随后就成了《红岩》《一千零一夜》《西游记》《封神演义》这种大书，甚至还有斯威布《希腊神话和传说》这种稀罕货色。小学时放学溜到同学家里玩，我也在人家四处翻书，有时候跟抄家一样。
七十年代末期的兰州，民智闭塞不开，小说和娱乐仍被视作毒草，家里有书，还得藏起来。我的好朋友是一家广东人，在他家里找到的几乎如同宝藏，是藏在天花板阁架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等一堆小说，还有一本三联书店50年代出版的吕振羽先生所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精装一厚册。
因为耽于读文史，偏尚明显，我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显出偏科的迹象。记得好像是小学三年级，有过一次全校参加的成语竞赛，二百个成语填空，我居然得了唯一一个满分。而我能填对鳞次（栉）比、兄弟（阋）墙等等几个“高难度”语词，颇让老师们惊叹了一下。1981年我小学毕业，报考西北师大附中（那时候叫做甘肃师大附中），语文考了近乎满分，数学我只能得三十来分，总分勉强过线，连滚带爬，侥幸录取，进入了这个气质特异的中学，开启了我的求学之路，也开启了我真正的人生之路。
我十二岁离家住校，直到高三毕业，与三百名跟我一样全省招考进来的同学朝夕相处了六年，被一群饱学而不得志的老师们教导了六年。今年（指2017年，编者注）也是我高中毕业三十年，当我重返母校一游，宛如豪门的校园与我互不相识。我记忆中的师大附中，总是在白花花的阳光下显出难分灰黄的敝落，坑坑洼洼的操场，几十间灰瓦平房，校门内外，还箍缠交错着几条灰色的土路，散落着几栋灰色的四层楼房。目力所及，入眼的一切都是灰不拉几的。
教我们的老师，现在想起来都颇有来历，他们不少身负才学，有些原本就是大学教书匠，却贬放到中学，怀才不遇，沉郁不平，学行之中常常透出学究气和讨论探讨的气息，也偶尔在课堂上对我们这群不甚开窍的孩子流露出不耐烦。记得高中的语文课上，一口浓重的广东腔、古迂刻板的罗老师，大骂语文课本狗屁不通，说题目“诗经两首”应该是“诗经二首”，说编课本的人都是大草包，然后用了一节课给我们讲为什么得用“二”而不能是“两”，被我们这班少不更事的学生们背地里极尽嘲讽。直到我升入大学中文系学习之后，才知道他讲的是古代学问中的知识。
我们会遇到散步的老先生、教语文的康老师，他会站在路边的柳荫下跟我们谈天，话题起于我们写作文之烂，说我们手生笔拙脑子僵，而终至于说起读《资本论》。高一的时候，我终于从两三个月的餐费里抠出了五元钱，跑书店买回一套《资本论》，开始高深莫测地“读”，其实徒伤思量，连生吞活剥都谈不上。但是这种过于提前早熟的阅读，给我带来了无比神圣的感受，潜移默化之中让自己端庄矜持起来。多年之后，我才能体会到，庄重严肃的阅读，对于人生成长和成败至关重要。
青年老师会容许我们自习前后路过时，闯入他们仅容一榻一桌一架书、桌上码满了作业本的单身宿舍去闲聊，他们会与我们剧谈读书、人生和思考。高一的时候，一位据称心脏有恙不堪承担沉重教学的年轻王老师不甘无事，居然给我们开了一门选修课，叫作“鲁迅和现代文艺思潮”，一周一次课，从开课时热热闹闹到变成寥寥十余人，他一直热情高涨。当年的他，雄心勃勃，书桌的玻璃板下面压一张纸条，写着立志要做十年冷板凳，穷读精研，穷尽天下学问，揭示文学之理论真谛。听说他后来终于选择了实际的工作，去师大学生科当了个科长，也许就如此终老了。但是当年的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经常跑到他宿舍，坐到夜里十二点半，听他讲文学、美学、文艺思潮、系统论、物理学和熵。他借给我李泽厚《美的历程》，狂读之下，我发誓要学美学，于是买了一堆美学书，朱光潜、宗白华、高尔泰、鲍姆嘉通、鲍桑葵、克莱夫·贝尔……还有黑格尔的四卷《美学》，甚至还有蔡仪的论著，凌乱无比吃力地读。我还写信给出版社邮购了李泽厚当时所有的著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和《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一读之，一知半解，但如沐甘霖，如饮甘泉。我读书有个习惯，喜欢成批成系列地读，阅读某位作者的时候，也总是好大喜功，网罗他所有的作品读之。这应该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习性。
还记得高二的时候，语文老师久病难支，休了长假，校方礼请了一位老师来代了一学期的语文课，听说竟然是铁道学院的中文系主任。他时不时给我们布置不命题的作文作业，只要求诗言志而文载道，言之有物，持之有故。有一次我拼拼凑凑写了一篇七八千字的“超级”作文，题目是“何为美学”，自矜自持自鸣得意地交上去，等待他的大力称扬，结果他并没有在课堂讲评的时候表而出之，褒奖称许，让我的虚荣心好好地寥落了一番，但是他随后把我叫到教研室，认真点评了一遍，鼓励我励志读书，不要好高骛远，贪多务得。老师们的这种气质，对于那个时代僻处西北内地的省城中学来说，真是奇特无比，但我一直认为，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和一时之会，而我恰逢其时。
我的中学，学校里有一个大的阅览室，订有好几十种杂志，还有一个小图书馆。我上高中的时候，居然开始对学生开放。下午最后两节课的时间，阅览室里挤满了学生，图书馆前排着长队。一夫当关守在门口管理外借的，是一位永远挂着厌弃漠然和公事公办神情的男老师。有趣的是，学生们往往不知道自己要读什么具体的书，图书馆也不提供书库目录让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书，排着长队的学生只能凭空描述自己需要什么类型的书。所以你每次都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为此我不知道读了多少奇奇怪怪的小说，比如篇幅巨大的《金甌缺》《星星草》，还有很著名的萧军写的很不著名的《吴越春秋史话》，也让我经常意外地知道了很多闻所未闻的书和作者，全套儒勒凡尔纳的幻想小说就是从图书馆里获得，我居然还得到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借着运动会的时候坐在人声鼎沸的操场上读完了。
为了借书有的放矢，我的午休时间几乎都耗在了书店里，先是附近十里店街上的新华书店，然后越走越远，跑到市区中心的古籍书店和规模巨大的张掖路新华书店。有兴趣的书，我得记住书名、作者、出版社，图书馆门前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某本书，竟然偶尔能找到。当我报出几本奇奇怪怪的书名的时候，那位老师脸上不免显出惊讶的表情，这使他的脸生动了许多。很多时候，他拖着跛腿钻进黑洞洞的书库，然后一头汗一身灰出来，神情烦躁，我知道他辛苦一趟，一无所获。有时候他会手里拎着一本落满灰尘的厚书出来，脸上居然一副得胜的神情。他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要读这些书，但是终于有一次，他拉开了桌子，有点赌气地说，你自己进去找吧。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进图书馆。两间大教室那么大，但已足以令我晕眩。那么多书，密密麻麻站在架上，延伸开去，我想，我要是能够读完，会是什么样！从此我成了常客，读书也更快，甚至图书馆不开放的时候，我可以跑到书库里去找书，帮着老师清理图书分类上架。两三年里，我们从来不知道对方姓什么，但是是他让我走进了图书馆。面对那么多书，我终于要面对抉择，我不得不自己摸索应该读什么，读哪些。也让我养成喜欢逛图书馆的习惯，一本一本、一类一类记住架子上的书。负笈哈佛的时候，我甫一安顿，就急不可耐地冲进宏大的Widerner图书馆，在宛如迷宫的书库里蹲了好几周，最终徒劳地知道，我根本没有办法穷尽它地上和地下的八层书库。
图书馆里的体验，让我生出对于书籍难以估量的情感，我会喜欢在图书馆里、在旧书店里，摩挲着那些老旧的书页，嗅着年久不散的墨香，我会喜欢结实的装帧，参差不齐的毛边书，厚实粗糙而泛黄的纸张，我期待翻开它，期待扑面而来的睿智和隽永，还有久远悠长的陈旧气息。那是一种让人愿意沉浸在里面的美妙享受。而以一个人经历之有限，图书馆中的徜徉翻览，总能给人以意外的惊喜。
中学的图书馆经历，也养成了我读书很杂的习惯，以一个中学生的好奇和不知天高地厚，面对难以计数的书籍，不是望洋兴叹，而是恨不得涸泽尽之，什么书都不管不顾地拿来读。杂读书和读杂书，向来被读书治学之士视作一忌，认为损耗精力，浮泛不专，或者目为玩物丧志。其实年深日久持之以恒地广泛读书，保持阅读的广域，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思想，知见和经验，渐渐会生出条例统系，可以从中明白，知识和思想都有内在一贯的线索，也有有待阐释的例外。这种体验，借助岁月而生的阅历，时时显出触类融会的奇妙效果。少年的我，一头扎到书籍的海洋中，独学无友，显然还不懂得这些道理，但是幸运的是，那时候没有人规约我和制止我，我信马由缰，以书为友，阅读的品味在积年的深读中得到提升，渐知择别去取。我也由此有机会面对各个领域的伟大作品，辨认其中那些睿智的面孔，体味那些伟大宏阔的心灵思考的问题和提出的答案，终于广开识见，免去孤陋寡闻之病。
中学的图书馆，很快不能满足我的胃口。我开始省吃节用，更多地买书。我从读过的书的版权页上，找出出版社的邮政地址，斗胆写信，索要出版书目，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然后我挑喜欢也买得起的书，汇款邮购。省吃俭用的几元钱，花起来思前想后，久费思量，逼迫我要选出最值得买最经典的书，这些费尽周折买来的书，得之不易，我视若珍璧，也会倾全力阅读。
每次学校守门人看到我混进收发室寻寻觅觅，都会面露疑惑，因为几乎不会有学生收到信件和邮包。但逐渐他就不过来质问我了。我书架上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多数是高中的时候从商务印书馆邮购的。再就是自己逛书店，高中时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中午放学午休的三个小时，我冲出教室，坐十几站的公共汽车，去市中心的古籍书店和新华书店逛，多数时间，根本就没有钱买，就隔着柜台遥望架上，请营业员拿下来看，“归而形诸梦”，不能忘怀，非要致之而后快。买书迅速成了我最大的欲望，所有的生活用度都被我降到了最低限度，省出每一分钱用来买书。空间狭小的家里堆积渐多，终于父亲找木匠打了两个大书橱，横空架在逼仄的小客厅里，而我的单人床，就架在书橱的正下面。几十年来，我买书成癖，清人袁枚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对我来说，一定要拥有它才能放心安心地读。我想这是匮乏年代成长起来的我们这几代人的共同心理特征吧。
曾经有一次，我看好了几种书，但绝对不可能买得起。而我许久不能割舍，终于豁出去了，壮着胆子向父亲伸手要钱。父亲问我要多少，我说一百元。他当时就沉默了，在向来慈爱的父亲面前，我从来没有如此忐忑过，像是闯了大祸。他想了半天，问我要买什么，会需要这么多钱，我一一说了，看得出他了无头绪。过了快一个小时，父亲过来偷偷地塞给我一百元，低声说：快收起来，别让你妈看见。然后他显然是松了口气，说：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不会拿钱做不该做的事情，别乱花。这笔钱，我买了《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管锥编》，还有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五大册《中国思想通史》加半套《辞源》。直到很晚，我才知道，那是身为高级工程师的父亲当时一个月的工资。父爱绵绵，如刻在心。也许他永远也不曾知道，他教会我从小热爱读书，热爱音乐，是怎样形塑了我的人生。他从来没有期待过我成功和发达，但他的鼓励，让我的人生充满了安全感，有了他的恃怙，我方能正道而行，不与时俛仰，随波逐流。
出于性情，又得到各种鼓励，从孩提时懵懵懂懂地乱翻字纸，继而饥不择食见书就读，高一的时候，因为翻读《资本论》，我记得父亲的办公室柜子里有一套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就央求他带给我。因为读其中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知道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很快跑去买了两卷本的《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集》乱读，又很快牵连及之，知道了费希特、谢林等等德国思想家和他们的书。读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又知道了摩尔根和他的《古代社会》，读着读着，竟然把我慢慢地带入了人类学的园地，我开始知道有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这样的学问，又开始狼吞虎咽地搜罗阅读。
我曾经想考入大学学人类学，终于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已经彻底消灭了这个学科，这个梦想无疾而终。我从学教育学的姐姐的大学宿舍里，知道了心理学，读到了墨菲和柯瓦奇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也知道了荣格、弗洛依德、皮亚杰、马斯洛，还有诸如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等等，还买来潘光旦先生翻译的霭理士《性心理学》。那时候尤其心醉于马斯洛的人文主义心理学，喜欢他的《动机与人格》和《人性所能达的境界》。
那时的我，就像一个掠食者，不断地搜集书籍，然后就莽莽撞撞地展开阅读，似懂非懂地沉浸在这种情境之中。眼界的不断扩大，增进了求知的热望，是我当时不知天高地厚乱读一气始料未及的结果。到了高三，我已经教会了自己有系统、有择别地找书买书和阅读好书——文学、艺术、宗教、人文、传记，还有数学之美、物理之道和宇宙奥妙，不分古今，无论中西。虽然还是不自量力地生吞活剥，但心智藉此得到培护，独立思考在心底扎下根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商业还没有铺天盖地，恶俗亦未昂然无忌大行于世，书店里多是比较严肃的作品，还没有像今天这样，遍是知识垃圾和无病呻吟的读物。一个西北边城的孩子，能够看到的世界，可想而知，少得可怜，但是幸而有书籍的陪伴，打开了心灵的世界，能够了解到人生和世界的无限丰富，而且从书中感受智慧，懂得高尚深沉和崇高壮美的真实性，并为之动容，沉浸不能自已，正如柏拉图那个著名的隐喻，挣脱了蒙昧阴暗和枷锁，走出洞穴，从而产生信念，追寻志趣，愿意投身智慧。
高一的时候，我开始梦想做一名学者，在大学里从事高深的学问，我想报考北京大学，因为那里有中国最大的大学图书馆。这个梦想，毫无悬念地实现了。没有什么动力，能够像热切的梦想那样，推动我在令人窒息的高中课业中快乐地学习，还挤出所有课余和自习的时间，如饥似渴地自由阅读，长想自己能够放飞梦想，展翅翱翔。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几个老师干脆对我听之任之，任由我在他们的复习课上读些毫不相干的闲书。
我曾经想学美学、学人类学、学比较文学、学历史，最后我决定要学哲学。然而北大的哲学系根本不在西北这种不发达地区招生。最终我报考了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我觉得学不了哲学，到中文系读古书也是很棒的；第二志愿我报考了考古专业。这一选择，颇有惊悚的效果，老师们和我父亲都很困惑。
1987年，经济大潮已经席卷中国大地，“教书不如卖红薯”，教师这一行当，还没从“臭老九”的社会身份定位中翻过身来，就已在人人下海发财和读书致富论的浪潮中打入泥沙，直接沉底，校长和老师都很负责任语重心长地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高考无忧，却不报考北大的招生目录中唯一看着还像样的经济法专业。父亲则忧心忡忡地说：你花钱买书不眨眼，将来读中文当老师，既贫且贱，还不得穷死？难道我还能养你一辈子？并且他列举自己毕业时武汉大学要他留校任教幸而没有服从为例，历数同学中留校的都没有好日子好下场，来劝说我学点不那么玄虚缥缈的东西。从他们的劝说中，我觉得我未来准定是潦倒无着，贫寒而无立锥之地了。不过我不为所动，因为我热爱我的梦想，热爱沉浸在思辨和人文学术中。看到我的坚持，父亲说：你真的想好了？想好了就去做吧。四年后当我报考了研究生，他又同样劝说我早日工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最终又同样如此鼓励了我。
多年之后，当我面对儿子，看到他从产生梦想，到申请大学，其间他数次与我们商量取舍去从，我总是想起父亲对年少的我的一路鼓励和不遗余力的呵护。面对孩子的选择，我也会感到无助，心里没底，但我终于能对孩子说：儿子，如果你想好了，愿意面对一切艰辛，就去试试吧！我的孩子冲刺他的最高目标的时候，承受了压力，应对了挑战，展示出了他最为美好的才性，实现了我想都没有想过的梦想，远远地超过了当年的我。事后他才告诉我，他很早就想去那所学校，步入拱廊，走上那条宽大的楼梯，坐在他魂牵梦绕的古老拱顶下读书。他做到了，因为他也是一个从小热爱阅读的孩子。当我身为人父，看着挺拔自信的儿子，为他感到骄傲的时候，我想，父亲一定也视我为骄傲。
造就这一切的，是出于趣味、不含功利目的、不追逐外在成功、全力朝向文化的阅读，这种阅读早熟而严肃，挑战心智，因了内在的热情而持续不辍，它难以估量地提升了人生的品质，我和我的孩子从中获益终身。
正如康德论断“什么是启蒙”所说的：“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阅读对于心智的开启，从我的感受来说，效果无限惊奇。我在稚嫩好奇、叛逆善感的青春期，开始知悉黑格尔所说的“人应该尊重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这一道理，并产生持久的共鸣。
读书促成了我的梦想，让它成形，然后得以实现。读书更让我免于怀特海所说的僵化陈腐的教育中“呆滞的思想”之毒害，让我一生朝向文化，朝向对美和高尚情感的接受，而不再以“有用”和“一技傍身”的职场知识为目标。读书终于成为我一生的志业，而当我终于成为一名从事高深学问的学者，读书显然意味着更多。它成为日常不可或缺的存在，无论我走到哪里，随身总是习惯性地带着几本书，家中枕边厕中，触手可及都放着书，可以随时拿起，随时开卷展读。而书籍对于我从来都不是工具和用品，它们是相伴相随的朋友。我舍不得令他们污折尘染，受到冷落和委屈。韩愈诗称李泌家富藏书，“插架三万轴”，而“新若手未触”，司马光说自己读书惜书，“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云云，都是爱书之语。没有年深日久的相随相契，是很难产生这种情感的。我周围的一些学生和同事，他们没有一支跟了自己多年的钢笔，经他们读过的书本，则污损敝破，形同遭劫，这是我一直难以理解的。
现在想想，从小学到中学，读书若渴，但也自不量力。可是从我和我的儿子的经历来说，一个孩子，其实心智的潜力惊人，特别容易从书籍和艺术中感知高尚壮美，获得一种饱含崇高悲悯之情的悲壮感。孩子也比我们料想的更加具有理解力，虽然他们清浅稚嫩，知识不足，阅历不足，但是严肃深沉和强劲的书籍，特别容易感染单纯的心灵，令其受到感召而生上进之心，也培养出他们诚挚深厚、富含同情的情感方式。作为教师，我时时痛感现在一茬一茬的孩子，越来越放弃挑战心智的阅读，面对阅读他们缺乏基本的耐心，从而变得感知迟钝，封闭乏味，目光短浅，粗糙浅俗甚至鄙陋无文。
回首往事，清苦枯燥的中学时代可算是我读书生涯中最好最美的时光，而大学及其后，不过是其顺理成章的延续和开展。审视自己年少之读书，开始如盲人摸象，而年少轻狂，弯路不少，个中滋味甘苦，感受之切，使得我特别能与怀特海所言“自我发展才是有价值的智力发展”一语发生极深极大的共鸣。而陈寅恪先生尝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尤其于我心有戚戚焉。“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才是读书真实的意义。（作者系文学院副院长、国学院副院长、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