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4-10日，受丁四新教授的邀请，香港教育学院文化史讲座教授、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郑吉雄先生在我校讲学。他分别在5月5日晚、7日上午和8日下午为我校哲学学院和国学院师生作了三场精彩的学术报告，赐慧于广大珞珈学子。学术报告的申请，得到了哲学学院吴根友院长和国学院郭齐勇院长的支持。现将其演讲内容简要整理如下：
讲座之一：近一个世纪周易经传之争论与哲理之建构时间：2014年5月5日（星期一）晚7:00-9:00；地点：哲学学院大报告厅
5日晚，郑吉雄教授在哲学学院大报告厅举行了题为《近一个世纪周易经传之争论与哲理之建构》第一场讲座。郑教授通过对古史辨派的方法论取向和研究策略的反思，指出诠释态度及立场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的关键作用，并对古史辨派学者在《周易》研究方面得出的结论做出了回应，最后针对《周易》经传哲理建构的理论基础和理路提出自己的观点。
郑教授指出《周易》研究必须要解决“经”、“传”的内容为何以及经传关系三个核心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须检视自己的研究态度。古史辨派的核心精神就是以最严格的考证标准，摧破古史的经典性和历史性。其论证策略主要有三点，一是将《易经》定为卜筮之书，切断《周易》的哲学源头，并将经文比附后世占卜之书；二是将《易传》的成书年代推后，降低其历史价值；三是比附《易传》与战国诸子之思想，切断其思想的主体性。经过诠释态度的清算，郑教授针对之前的三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首先，他否定将《易经》看做占筮记录。《易经》的撰著年代甚早，其文字内容与殷周之际的民族政治活动之转移有直接关系，可与《尚书》、《诗经》的内容互证，皆为周朝的政治典册。《周易》中除环境哲学以外，尚有一种身体观，例如以足部或属于足部的事物系于初爻，以头部或属于头部的事物系于上爻。其文字不是纪实，而是一种创作，借由自然事物引申社会人事，并对此作哲学的解释。其次，郑教授认为欧阳修等人否定《易传》为孔子所作的观点在论证中明显忽略了《易》是六经中多义性最显著的经典。最后，关于《周易》的理论基础，郑教授认为其原理是日光的显隐，即一日或一年当中日光的变动，进而建构的一套北半球的自然宇宙观，阴阳、虚实等观念皆由此而来。郑教授认为《周易》主刚、尚阳，寄托的是周民族的立国精神，其卦序表征了从人类群体生命源起，宣扬生命积极奋斗之精神，渐次论及君臣父子群体伦理，以及君子困蹇穷通之道，气魄恢弘，反映一种建国的气候。因此，《易经》的创始人应当是文王，他是周朝立国精神的奠基者，但其中的一些卦爻辞可能晚至周公，虽然未成于一时，但是只成于少数几人之手，他们在用语和精神指向上有极高的一致性。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郑吉雄教授认为我们应当从上古史、思想史、经学史、文字训诂、诠释学等理论多方面重新考察《周易》经传关系。二者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传”是“经”的发挥与引申，其中蕴含经文的思想主旨却又不与其完全等同；“经”是“传”的源头，即便子女是独立的个体，但其从父母处继承的基因是无法改变，故其关联是无法切断的。
报告完毕，郑教授还和在座的师生互动，交流气氛热烈。
讲座之二：《周易》经传阅读方法：兼论荣格心理学诠释时间：2014年5月7日（星期三）上午9:00-11:00；地点：国学院会议室
7日上午，郑吉雄教授在国学院会议室举行了题为《< 周易>经传阅读方法：兼论荣格心理学诠释》的第二场讲座。本次讲座延续了第一场讲座的核心问题之一：《周易》经传的关系。郑教授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特性入手解读《周易》经传的关系，并对荣格以心理学为核心的诠释学理论做出评价。
郑教授首先介绍欧洲诠释学的思想源头与发展历史，进而引入心理学与诠释学的关系作为荣格的学术背景介绍。荣格在为卫礼贤的译本《易经》所写作的序言中提出两种思维方式：因果性思维方式（Causality）和融和性思维方式（Synchronicity），后者将事件的因果性忽略，使其同质且同时呈现。荣格认为这正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而《周易》哲学正是这种思维模式的体现。郑教授认为，荣格观点的实质就等于否定中国人具有条理化的历史观念，对照中国自西周初年即已奠立的坚实与深厚的历史传统，他表现出一种“优雅的傲慢”。荣格还认为两种思维方式并存于《周易》之中，即运用随机的方式来展示具有理论系统性的境遇，其有效性取决于解构观象玩辞者的心理状态。郑教授认为荣格企图重构《周易》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将自己的心理学研究置入易学体系，并使其成为唯一合理的路径，这就既解释了中国人那种违背科学的随机式思维，也合理说明了《周易》本身的神秘性所在。但即便如此，诠释学仍然是我们研究《周易》经传关系的重要方法。郑教授认为《周易》经传之间存在“诠释”之环。释经者（包括《易经》的诠释者）在进行书面写作之前，必然是长时间研读经典，浸润其中，方能开始解经。“研读”过程必然带有阅读者的主观成分，也无法回避其历史背景。这两种主观/预设的成分与原本埋藏（embed）在经典文本的文意，在“理解”过程中，必然是同时兴起，贯注到研读者的心灵世界，润泽了他的心性，并通过注解的文字，重新铺陈出来。从这些理论出发再来看《周易》经传的关系，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经传不能分离。郑教授提出三个论据：一是他在第一场讲座中提出的二者之间类似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二是儒家其他的重要注经作品都深受研究者的正面重视，认为即使因存在年代差异导致“经”、“传”的意义不能完全相符，但至少“传”对于“经”意的理解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是《易传》作者在一卦六爻中常引申卦名至不同的意义，导致“多义性”的出现。此外，《易传》作者以逐字逐句的形式正视经文的意义，一方面紧扣文本文辞，一方面以其自身的新语言谨慎阐发文本的旧义。在这种形式之下，作者无法回避任何词句、段落，而受限于注解的形式要求，想要向壁虚造文本没有的内容更是困难重重，使得《周易》经传关联紧密。
在提问环节，同学们就《大学》中“三纲领”与周易时间观念的比较、中国传统注经特色等问题与郑吉雄教授展开互动。
讲座之三：章学诚的道论及其对哲学的悖离
时间：2014年5月8日（星期四）下午3:00-5:00；地点：哲学学院小报告厅
8日下午，郑吉雄教授在哲学学院小报告厅举行了题为《章学诚的道论及其对哲学的悖理》的第三次讲座。郑教授研究此论题的动机是为了回应余英时先生的观点，余先生的《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重视戴、章思想之分立，为经学与史学的对立，但未着眼于章学诚思想是戴震思想的发展转化。郑教授则认为，戴震反程朱立场鲜明，但究其极，戴震的兴趣在哲学。而章学诚则将戴震之“理”转化为“道”论，始脱离哲学的范围，完全进入文化史的领域，可以说是对哲学的彻底悖理。
为了厘清戴、章二人的学术因缘，郑教授首先详细介绍了戴震少时、中年对“道”的追求以及晚年由“道”转“理”的过程，继而分疏了章学诚道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他提出戴震晚年始将“理”的位置摆在“道”之上，并解释为“心之所同然”，在其思想系统中，典章制度不是单凭一两人全盘创造出来的，而是得到不同时期绝大部分中国人认同接受的生活方式与规范，也随着他们的意志而渐次改变、定型，再改变、再定型。而章学诚的“道”论从修志事业而来，地方志之“掌故”为“器”，国史之典章制度亦为“器”，三人居室、什伍仟佰的人类群体生活发展则是“道”。二者共同关注点均在“人伦日用”。同样重视“器”之典章制度，实斋着眼的是其背后的人类文化生活细如毛发、刻刻不断的变化；而东原则运思于典章制度所昭示的人心同然的深层意义，并而畅论分殊与一体、反权威、反释老等种种思想观念。同样奠基于“器”观念，东原因典章制度而延伸思考“理”的问题，实斋则由典章制度而折入讨论“道”的问题；一个走了哲学的路，一个走了史学的路。这就形成了戴、章二人学术思想的一个重大分水岭。他们虽都注意到经史文献所记载的内容背后的一种人伦、社群、文化的自然力量，但章学诚始终不屈服于戴震的“读书先识字”、“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教条，转以史学理念进一步将这种思想拓展至方志学及其中核心的“掌故”观念，而阐发了当代的意义。戴、章二人思想的深切关系，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在之后的提问环节，同学们就章学诚目录校雠学与其道论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训诂与义理的关系等问题与郑教授展开了互动。
三场讲座都由丁四新教授主持，司马朝军教授等出席了报告会。在讲座结束后，丁老师再次对郑教授的来访和讲学表示热列的欢迎与真挚的感谢，并希望郑教授日后继续加强与我院的学术交流和联系。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 鲍绘宇 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