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邦先生自选集《天人之学》序

郭齐勇

我的恩师唐明邦教授已届耄耋之年，思维敏捷，笔耕不辍。最近，中央编译出版社拟出版唐师自选集《天人之学》，弟子们听闻，欢欣不已。谨遵师命，作序于兹。

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工作，主讲中国哲学史、中国辩证法史、中国哲学文献、易学源流举要、道教文化研究等课程。先生数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中国哲学史，出版学术著作十多种，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在海内外有很高的知名度。先生的主要著作有：《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邵雍评传》（附《陈抟评传》）、《李时珍评传》、《本草纲目导读》、《论道崇真集》、《周易通雅》、《易学与长江文化》（合著）等；主编有：《周易评注》、《周易纵横录》、《中国古代哲学名著选读》、《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等；参加撰写的著作有：《易学与管理》、《易学基础教程》、《中国哲学史》、《中国辩证法史稿》、《中国哲学史纲要》、《楚国历史文化辞典》等。

先生在明清之际哲学、中国辩证法史、周易哲学（象数与义理）、儒学、道家道教、佛学、古代科学技术哲学等领域，功底甚深，贡献卓著。本书集结了先生在以上领域的代表性论文，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窥见先生的学问规模与致思倾向。

在第一编“中国哲学举要”中，先生选录了他撰写的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方以智哲学和有关“常”“变”范畴历史演变的论文。恩师萧萐父先生与唐明邦先生都是明淸之际哲学的研究专家。在著名哲学家、前校长李达先生的感召与安排下，他们二位都参加了1962年首次全国王船山学术讨论会及其筹备工作。在有关明淸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研究中，萧唐二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961年底，唐先生还到衡阳实地踏访王船山的遗迹。唐先生在首次全国王船山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了《< 周易外传>的若干辩证法思想》与《王船山史迹访问记》两文。上世紀80年代初，唐先生参加编写萧萐父、李锦全教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承担了明清之际部分的撰写任务。这一教材曾获前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印行十数万册，培养了两代学者。收入本书的有关王夫之、黄宗羲、方以智哲学的论文，主要是唐先生为这一教材撰写的相关内容，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唐先生有关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思考。唐先生努力抓住古代哲学家的主要范畴与命题，予以分析与现代诠释，这是理解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进路。

在第二编“先贤的辩证思维传统”中，先生收录了他有关《周易》经传与兵家、农学、医学辩证法的数篇论文。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重要特色是辩证思维发达，在经、子之学与农学、医学传统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先生最近对我说，设置这一编，是想反映我们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点长期研究的一个重点，萧萐父先生、李德永先生与他本人都曾在这一方面下过功夫。我们是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作为发展观与思维方法论的辩证法，在中国学术史中尤为突出。中国的辩证智慧，不同于印度、希腊，而有着自身的特点。这一特点表现在天地人的相互关系上，中国辩证法与社会生活及人生的关系特别密切。中国哲学的整体性、有机性、相互联系性很强，其逻辑范畴与规律在不同哲学系统中所展示的形态尤为丰富。易家、兵家、农家、医家对辩证思维的发展都有不同的贡献。唐先生的这五篇论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学者有关中国辩证法史的探讨。我认为，中国辩证法的探讨，在今天仍未过时，我们可以从中把握中国哲学史的特色。其中，天人关系，生命、生活与人生的辩证法尤为精彩。今天我们对生态环保哲学的思考，充分借鉴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其中就包含有辩证智慧。先生有专文讨论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为这一现代课题提供了古代人的智慧。

在第三编“人文易学之辉煌”中，先生收录了他有关《周易》义理的十篇代表性论文。唐先生是易学大家，对《周易》思想中所蕴藏的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及其在21世纪的意义做了十分详细的讨论与揭示，对《周易》中的中国管理智慧作了全面的梳理与提扬。先生深研长江文化与易学的关系，对杨万里、魏源的易学思想与今人的易学讨论亦有精到的点评。唐先生认为，《周易》乃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活水源头，《周易》经传启迪中华民族探赜索隐、极深研几的哲学智慧，激励炎黄子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阐扬天下为公、万国咸宁的大同理想，培育独立不惧的人格精神和崇德广业的入世情怀。其太极思维方式、天人统一理论、保合太和思想，精深而高明，是先哲留下来的宝贵哲学遗产。先生认为，一部易学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发展史。《周易》为锻炼民族思维能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典教材，又是经邦济世的宝典，使中华民族在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面前，能夠高屋建瓴地总结过去，准确无误地策划当今，雄伟豪迈地开拓未来。其弥纶天地，经纬万端，“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驾御中华巨艋，冲破重重险滩，绕过层层暗礁，乘风破浪，创造辉煌文明，使我泱泱中华，饱经沧桑而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崇德与广业并重，备物与聚人兼顾，自强与合众结合，进取与忧患同步的原则，至今有其实践意义与现代价值。

在第四编“象数易学之魅力”所收近十篇代表性论文中，先生对易学象数思维的特征、易图的思维方法论与模式予以揭示，对魏伯阳、陈抟、邵雍、朱震、来知德的象数易学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唐先生认为，象数思维方式为中国独创，绵延数千年，久而弥新。先生总结其特征为：以“取象比类”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对称、刚柔相济为致思原则，以整体思维为其合理内核，以强调序列与层次，注重节律为突出优点。唐先生指出，象数思维包涵了、整合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是先哲智慧的结晶。易学史上出现过数千种易图，不少易图具有科学价值，蕴含着易学家的卓越智慧。先生认为，易图是中华民族传播信息的特殊方式，是象数思维方式的特殊载体。对于既有知识，它可将其作形式上的归纳，形成简约图式，利于触类旁通，开阔思路，拓展知识范围；对于未知领域，则通过易图的摹拟诱导，摆脱表面现象的局限，引发联想，启发新知，激发顿悟。在《周易》思想与易学史的研究中，唐先生着力打破义理与象数的壁垒，在义理与象数两方面都有建树，并善于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有益于易学的创造性重建。

在第五编“儒学思想指要”中，先生系统地总结了儒家治国方略、经世理财思想、修身齐家之道，以“致中和”为《易》《庸》人生哲学的精髓，对孔子作《易》作出考释，弘扬民族精神与东方管理艺术。唐先生高度肯定儒家为中华民族提供的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系统，培养与激励了历代志士仁人，凝聚了士子与民众，成为千百年来我们各民族的主要信仰体系的基础，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信念与做人之道。他认为儒家“仁爱”思想的中心内涵是推己及人、与人为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指出，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大同”，这一理想指导人们建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通人和的和谐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亲如一家，并以宽广博大的胸怀，促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大同局面。儒家思想在承平时期能使人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在承平日久，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之日，能使人奋起改革社会，“时行则行，时止则止”，铁肩担道义，兴利除弊，拯救社稷；在外侮侵凌，国难当头之际，则抱负“多难兴邦”的宏愿，挺身而出，致命遂志，内除国贼，外抗强敌，救民于水火之中。儒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良心，使草根民间出来的君子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担当起社会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激发了中华儿女的豪迈气概与开拓精神。

在第六编“道家道教思想”中，先生收录的代表性论文，讨论了传世本与竹简本《老子》，重点阐释了道家、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与诸学、诸教的关系，论证了道家、道教直觉思维的长处，并对《道藏》作了多维度的解析，对老子、庄子哲学及吕洞宾、陈抟、丘处机思想作了深刻的探究。唐先生重点诠释了道家道教的四个方面的贡献：第一、《老子》、《庄子》中蕴含着精湛哲理，其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人生境界论有深刻意义。道家经典中原创的智慧，诱导人们玄思宇宙，深探神奥，站得高，看得远，领悟冲和闲静的宇宙本体，抛开世俗烦恼，虚怀若谷，气象恢弘。第二、道教应世接物，反映民间疾苦，同情劳苦大众：“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主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治大国若烹小鲜”。开导信众：“少思寡欲”，“复归于婴儿”，慈爱、节俭，净化心灵。其无为而治的政治论与返璞归真的人生论，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第三、道教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功劳卓著。外丹为古代化学、物理、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药物学研究，洞开门户；内丹修持，为生命信息科学展示新途径。加之医药服食、养生方法的研究，成就斐然，名家辈出。第四、道家道教有助于改善现代人生存的环境。它珍生戒杀，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以人灭天”，宣扬人为自然之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当回归自然，不应与之为敌。这些思想对生态环保有积极意义。

在第七编“佛学浅悟”中，先生收录了他研究佛教哲学的五篇论文，涉及到佛学与易学互通的智旭与石头希迁等禅师的思想，天台宗哲学的主要观念，藏传佛教文化与新时期佛教教育问题等。唐先生十分重视曹洞宗巧妙结合佛《易》的理论与历史，认为曹洞宗涵摄易学，使自身的佛学思想有了特色，令人喜闻乐见，增强了理论性，提升了其在禅门的竞争力，不仅在中土枝繁叶茂，并能远播东洋。先生对藏传佛教独有慧心，他指出：“藏传佛教文化乃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分支。千余年来，它在世界屋脊珠峰之下生根开花，大放异彩。在藏传佛教影响下，西藏地区的天文、历法、医药、文学、音乐、美术、建筑等都有许多与汉地文化不同的特点。”藏文大藏经“是研究藏传佛教文化的宝库。它蕴含着文法、诗歌、逻辑、美术、天文、历算、医药、工艺等多方面文化研究价值。”显然，唐先生以多元开放的心态，充分尊重多彩多姿的中华各民族、各地域、各流派的文化，努力创造性地转化其精华，为建设现代化的伟业添砖加瓦。

在第八编“古代科技掠影”中，先生收录了他研究古代科技的五篇论文。唐先生十分重视对古代科技史的研究。他认为，《黄帝内经》与《周易》息息相通，阴阳五行思想是《内经》医学理论的基石，是传统医学、养生学的基本原则。《周易》取象比类思维方法对中医学影响甚大，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整体观，阴阳调和的中和观，“天地节而四时成”的节律观，“唯变所适”“变而不失其常”的常变观，这些易学基本思想，都影响了并成为《内经》的基本理论。先生认为，《周易》象数与古代科技有密切关联，古天文学借象数显示星移斗转的周期，古地理学借象数标志分野座标系统，古物候学借象数描述阴阳变化节律，内丹、气功借象数总括天人统一节度，乐律学借象数表征律吕损益法则。以致明清之际接受西方科学思想的方以智、徐光启等，试图改造发展《周易》象数思维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思想体系。唐先生撰《李时珍评传》，与医药学家的视角有所不同，力图从多学科、多角度阐发《本草纲目》的文化价值，除表彰其在创建本草学新体系，厘定本草分类新方法，发明新药物，丰富药性，增广百病主治药等方面的贡献外，还特别论述此书对研究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农林牧渔以及历史文学的重要参考价值。唐先生还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探讨李时珍勇攀科学高峰的秘密，认为其独创精神基于他富有辩证的思维方法、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万物化生源于元气的自然哲学等。

唐老在《周易》哲学、道家道教哲学、古代科技哲学三个领域中极深研几，创获尤多，贡献甚大，斐声中外，是我国在这三个领域研究中的最重要的学者。不仅如此，他老人家在明清哲学、中国辩证法史、儒学、佛学等领域都有甚深造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老对整个国学（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哲学史的各方面、各断代都有深入研究。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唐老的基本思路与主要创见，尤其是，他老人家真正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精髓，并善于平实、准确地表达出来。

六十多年以来，唐老勤于读书、思考、著述与讲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献身祖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事业，为现代化文教事业的发展奋斗不息！他晚年一再申言，要“重振国学，复兴儒学，弘扬易学，光大祖国传统文化，中西融合，古今贯通，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他的为学主旨，也是他的心声与宏愿，并念兹在兹，身体力行！

唐老为人谦和，清退不争，胸怀坦荡，乐天无忧，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谨遵道家养生要诀：养性贵守和，炼身贵守恒，饮食贵守淡，起居贵守时。老人家精神矍铄，步履矫健，声若洪钟。他即将迎来米寿、九十、百寿与茶寿等，门生故旧衷心地恭祝老师与师母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晚生郭齐勇序于壬辰年盛夏

（唐明邦著《天人之学》，中央编译局出版社出版，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