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诚地期许，国人能够理性、理智地看待我们的传统，不自外于我们的传统，通过虚心的学习和同情的理解，继承传统人文精神，以向上的道德追求，疏解金元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等现代生活中的种种困惑。

儒学向上向下，向内向外，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新发展，我以为有以下四方面值得深究。

一、儒学创造性转化的前提——社会上层与下层对儒学的认同。

二、民间、大众儒学的发展，从梁漱溟乡建到乡村儒学、社区儒学。

三、儒学面对现代性的正负面能提供什么（助缘或批判与调适），如何治疗现代疾病。儒学在建设现代道德的政治、道德的经济、道德的社会中的作用。如何应对人生存的意义危机与生态危机。职业伦理、社群伦理、生态伦理、全球伦理的建设。儒学对当今世界的积极贡献是什么？

四、唤醒国民的良知。良知学的现代意义。从王阳明到熊十力的大本大源之重建。信仰，心灵皈依。

一、民间儒学和国学教育

为什么要谈民间儒学和国学教育？这是因为我看到，尽管儒学以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过去百年里饱受诟病，但儒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沦亡，她以其自身的草根性，仍活在百姓日用伦常之间。我深知，民间家庭、社群、人性、人心之主流，老百姓的生活信念和工作伦理还是儒家式的，主要价值理念仍是以“仁爱”为中心的五常（仁义礼智信）。

正是以此为基础，近年来民间社会自发兴起了“国学热”，自下而上的推动了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传统人文价值的再发现。这就是我所说的民间儒学、国学的草根性的基本内涵。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儒学工作者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将“百姓日用而不知”提升为自觉自识，推动国学真正热起来，成为标志着今日中国发达程度的文化软实力。

要达到这一目标，离不开对青年人文化观念的培养。因此，我极力倡导将传统文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呼吁让“四书”为代表的中国经典进入中小学、大学课堂，开设传统文化通识教育课程，尽力发挥“四书”等经典在“文化认同”和“伦理共识”方面的形塑作用。

儒学是民间的学问。儒学的生命力在民间。民间儒学的推进由自发而自觉。

近20年来，中国大陆各地自发形成了草根民间社会与民间儒学的再生运动。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自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核心价值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老百姓的生活指南与安身立命之道，安立世道人心。民间儒学，也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办儒学，即民间组织推动的儒学。

现代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的重振（牟钟鉴、颜炳罡、赵法生等人的源书院的经验很值得重视），又包括城市社区儒学的建设（郑州本源书院杨冰等人的经验值得推广），即是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仁义之道，透过广大城乡的家庭、学校、小区、企业、机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通过冠婚丧祭之家礼等宗教性的仪式，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

民间儒学是多样的，它与各宗教的活动，包括外来宗教的传教活动形成健康的互动，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生态平衡。儒家学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

二、亲情伦理和社会正义

为什么要谈亲情伦理和社会正义？这是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刑法等仍沿用了革命法思维，不许“亲亲相隐”，人为地让所谓“反革命”的家属陷入了两难困境，伤害了作为人类社会基石的亲情伦理。文革中酿成了大量父子相残、夫妻反目的惨剧，直至今日仍令人不寒而栗。可是，部分传统文化的批评者们，仍在厚诬儒家亲情伦理是现实腐败的根源。从2002年以来，我和我的同道针对这一论调，与之展开学术上的辩论，先后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出版了多部论文集。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亲亲相隐”是儒家针对两难伦理困境苦心孤诣寻求到的解决之道，在护持人类社会的伦理基础的同时，尽可能彰显了社会公正，并在历史中起到了保护私领域、反抗国家强权的重要作用。儒家对于公与私、公德与私德、公利与私利的看法，不是俗流所贴上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标签所能涵盖的，儒家有大量关乎经济、政治分配正义的论述，有大量关于开放教育与政治的论述，在历史上产生出荒政、救济、分权、制衡、监察等制度与实践，也与当代西方正义论所喜谈的“对最不利者的最大关怀”、“机会平等的公义”等都有相通之处。

因此，我和许多法学家、法律工作者一道呼吁，要修改现行刑法、民法、行诉法等有关条文，接上容隐制的传统与现代人权观念，保障公民的亲情权与容隐权。我起草并交我的同事、全国人大代表彭富春教授提交了以恢复容隐制为内容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201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免除了强迫被告人近亲属出庭作证的义务，“亲亲相隐”精神在《刑法》（修正案）中得到初步、部分的体现。虽然仍不满意，但已走了第一步。

三、儒学现代化和文化主体性

为什么要谈儒学现代化与文化主体性？这是因为“五四”以来单线进化和新旧二分的文化立场仍大行其道，许多人对儒学缺乏真切的了解，人云亦云地将儒学、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然而，中华人文精神的特质，恰好在于不与宗教对立、不与自然对立、不与科学对立。儒学和基督教一样，虽然不能直接开出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但通过批判继承、创造转化，她可以更好地转化并吸纳现当代价值，使现代价值健康地根植于既有的文化土壤。因此，儒学是参与现代化的积极力量。

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是以“仁爱”为中心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的价值系统，其中的内容随时代扬弃，在自觉注入时代精神，改造其内涵之后，当代中国仍必须以此为基础重建中国人的真正具有内在约束力的文化认同、伦理共识、精神信仰、终极关怀。在全球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时代，我们要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要有相当的文化自觉。因此，我呼吁以“仁爱”和“诚信”为核心，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仁爱”与“诚信”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精粹，也是可以与全球文明、宗教对话的核心价值。

“道不远人”。一方面,儒学始终不离民间社会，儒学也不离现代生活，儒学内部蕴含着中国现代化足资借用的深厚资源，其价值具有经历现代转化进而呈现出新的深度和广度的可能，儒学发展的历史曾证明了这一点，儒学思想史上的人物，通过他们的人格与慧识，无时无刻不向我们传递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真诚地期许，国人能够理性、理智地看待我们的传统，不自外于我们的传统，通过虚心的学习和同情的理解，继承传统人文精神，以向上的道德追求，疏解金元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等现代生活中的种种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讲，“道不远人”的另一面，就是“人能弘道”。

四、儒学现代转化的理论和实践

儒学的现代转化有诸多领域、层面，有理论与实践两大领域，在实践领域有国家、社会、家庭、个人诸层面。

我们很重视理论层面的建树，面对现代社会人心的问题，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我们对儒学的精义要旨，需有凝练并创造性地发展，而且还要面对人们的误解，特别是五四、文革以来的曲解，予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理论层面上，应特别重视儒家政治哲学与治理社会的资源、安邦治国之道，生态环保智慧，人生修养的体验等，结合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加以检讨与推进。儒家的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可以因此而得到新生。

我认为，儒学资源还有待我们发掘，以用于当今。例如如何理解传统政治哲学固有的话语体系，如天命、天德、天下、天人，王道、王权、王圣、霸王道杂之，仁政、民本、革命、道义、礼法、公私，封建制、皇极、国家、社会自治。传统儒家社会的社会空间很大，政府很小，在这些方面应有更深入的研究。

牟宗三先生在上一世纪50年代的新外王三书中，对民主政治之于中国的必要性、紧迫性，比之今天的我国中青年学者们的实际感受要强烈得多。民主政治虽然并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但毕竟是相对来说最不坏的制度。民主政治的要旨是主权在民，人民自由表达决定自己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意愿，人民的基本权利，尤其是私权，比如思想权、言论权、自由迁移权、财产权、生命权等得到保障；民主政治制度对国家政治权力与社会财产的分配与再分配，要求一依宪法与法律，有监督与制约的机制，相对公开透明也相对公正。

同时，民主政治要求有相对大的社会空间，有充分的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民间自治的程度较高。以上这些方面，儒家文化与儒家型社会有自己的优势。牟先生并不是简单直接照搬西方的价值与制度，他肯定道统、良知的指导与参与，强调摄智归仁，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警惕着浅薄、片面、平面化的“民主”与“民主政治”的弊病的发生。

通过康德的伦理与政治的理论架构，使儒家心性之学与自由主义沟通对话，进而形成某种共识，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当代新儒家的理路是，在人的主体心性中，发掘普遍的道德法规，并透过康德式的论证，由伦理通向政治，建构普遍法则之治的法治论述。政治应是道德的政治，而且是在伦常生活中展开的，这才是不悖人性的。伦理教化涉及更为根本的人的德性的成长，高于宪政民主的目的，但绝不会违背，反可以保证宪法肯定的人权、民主的形式的普遍性。牟先生既强调了民主政治架构之于道德的独立性，又在最终层面强调道德对于民主政治的指导。

我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各地的雾霾特别严峻。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失去平衡，是目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其哲学根源则在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本的对待自然界的生态伦理观。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释道三教，乃是一种超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精神、深层生态学，正可以对治此种现代化弊病。

先秦儒家对生态系统的认识是在容纳天、地、人、神诸多要素的“天地”概念下展开的，这是一种整体论、系统论的观念，以“和”为条件的不断创生是他们对这个生态系统的根本认识。他们对“天地”的创生现象持有价值判断的观念，肯定天地万物皆有内在价值，要求一种普遍的生态的道德关怀，而他们对人性、物性的辨证认识又同时清楚地表明了一种生态伦理的等差意识，或曰不同伦理圈层的区分意识。从儒家“天人合一”的理念看，生态伦理作为一种新的伦理范式其确立的基础必须建立于对人性的重新反思之上。

近20年来，海内外学者的交流互动十分频繁，相互启发，推动了学术创造。西方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的思潮也影响到汉学界。诚然，我们充分肯定这些学者的思考及其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把中国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归结为关系主义、角色伦理。否则，就会消解儒学深层的超越性与终极性。此外，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熟人社会”的一套讲法也是有限度的，无限放大了，就会看不清传统社会与儒学的优长，以为传统儒家理念只限于私德，无助于现代陌生人社会中公民道德的建设。

关于儒学现代重生在实践领域的诸层面：在国家层面，应有文化自觉，在指导思想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为主，推动全民教育，首先是在体制内的教育中，在国民教育层面，回到以儒家教养为中心的四书教育上来。在社会层面，在城市社区与农村乡镇，把弘扬传统文化放在重要位置，规范冠婚丧祭之礼，适当恢复民间组织与民间信仰，倡导民间书院及自由讲学，逐步复兴民间社会与民间自治。同时积极建构公司文化，恪守职业伦理。在家庭层面更是要自觉复兴孝道，建设和谐家庭，在个人层面上坚持君子人格，强调知行合一。

我国需重建真正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仰系统，即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从长远的、健康的、高品质的社会目标来看，儒家“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克治自我中心和极端利己主义。“恕道”对于环境伦理、全球伦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有助于全球持续性地发展。“诚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顿商业秩序，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并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家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的行为。这些价值至少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的整合，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儒家若干价值观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则，与现代人权、平等、尊严、理性、道义等普世价值，不乏沟通之处，与现代化的新的伦理价值——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人权意识等完全可以整合起来。现代权利意识，现代法律生活，缺乏终极信念的支撑，缺乏深度、积累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之支撑，很可能平面化与片面化地发展。

在法治社会的前提下，构建现代文明，建设公民社会的伦理体系，需要传统思想资源特别是儒学的支撑。当前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官员、教师、高级管理人才的心性修养与人格培养；二是普通国民的伦理底线与道德素养。传统文化的教养在今天有重大的安身立命的意义。人性、心性、性情教育，文化理念与信仰的教育是根本的、管总的、长久的。以仁、义、礼、智、信等价值与温、良、恭、俭、让的品行来美政、美俗，养心、养性，是历史上儒家教育的传统，值得我们借鉴，将其用于今天公民社会之公民道德的建设之中，这也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文明的现代中国社会的需要。

王阳明强调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传习录》下）又说“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传习录》中《答聂文蔚》）又称“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传习录》中《答聂文蔚·二》）显然，良知就是至善本体当下朗现于是非知觉之中。这种是非知觉（自然灵昭明觉）必然蕴含着人决定一个道德选择的方向，应当如何的道德原则，也就是天理。阳明又说：“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宁复有超然于体用之外者乎？”（《传习录》中）很明显，良知就是至善本体在是非知觉上的当即呈现与当下辨别，或者说是由对是非知觉当下判断所体现的至善本体。在我国重新复兴致良知教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郭齐勇，中国哲学史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社会科学院驻院研究员，山东嘉祥曾子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奖、汤用彤国学奖获得者。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主要著作有《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史》《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熊十力哲学研究》等。

文章来源：《东方哲学》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