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概念框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今天的论题：“修己安人”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我觉得李泽厚先生的“两德论”可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提出了现代社会性道德和传统宗教性道德的区分，个体独立、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观念构成了现代社会性道德的核心，而儒家礼教等则属于传统宗教性道德。吴老师在对话当中特别讲到我们要从社会现实出发，我理解，这个现实就是现代生活。我想，这也是郭老师讲“修己安人”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前提。
李泽厚先生认为，对于现代生活来说，现代社会性道德是建构性的，而传统宗教性道德，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能够起一种范导的作用。之所以要积极化用传统资源，是因为现代性在其展开过程出现了不少负面现象，比如，郭老师在讲演中提到“不适当的个体张扬、过分的权利主张，唯利是图的导向，低俗文化的泛滥”等，吴老师也讲到“原子式个人”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市民社会等。正是针对这些现代性病症，需要对“修己安人”下一番创造性转化的工夫，以范导现代生活行进在健康的轨道上。按照两德论，我们应该在充分展开现代社会性道德的前提下，积极转化传统宗教性道德，以此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郭老师及其同仁为“亲亲互隐”展开十年论辩，其意义亦可以在此脉络中理解。这是我的第一个理解。
第二个理解，两位学者都倾向于认为，某种地方性的知识、观念、思想，经过创造性的发挥，是可以具有普遍意义的。以前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西学东渐的维度，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还有一个中学西渐的维度。郭老师刚才在回答听众问题时提到，仁爱可被视为人类的共同价值。由此联想到，道家“自然无为”的观念，在18世纪的中学西渐过程中，被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译成法文“laissez-faire ”。大家知道，这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一种重要形态，即所谓“自由放任”的经济。
今年8月，杜维明先生在世界哲学大会启动仪式的主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儒学最初是曲阜的地方知识，后来传播到中原，然后成为中国的主导性思想；接着对东亚产生深刻影响，启蒙运动时传到欧洲；在20世纪，进一步影响到北美，所以有“波士顿儒学”这样的说法。这样一个路线图画出来，昭示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学者的努力，原本的地方性的知识，可能具有一种普遍的意义。从哲学上说，一个概念的起源（origin）和它的效力（validity）是两回事。产生于特定时空的思想观念，可能产生跨时空的效力。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的这些事实，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全球化时代，环球同此凉热。中国学者如何激活传统，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工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些可以共享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使命。两位老师在此方向上做了很好的工作，向你们致敬。
（整编：李念）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汪进超：创造性转换包含将传统理念向现代转化的过程。请问如何理解“现代性”？“现代”是以西方的发展为参照，还是在历史传统的回应中确定，或者是并没有一个既定的标准？
郭齐勇：现代性问题非常复杂。“创造性转化”最早由林毓生先生在1980年代提出。此前对现代性已有多年的讨论，西方思想家的论述也颇丰。
“现代性”无疑是以西方为参照，但并不以西方为现代性之全部。杜维明先生就考虑到东亚文明的现代性问题。东亚人有没有东亚的现代性？中国有没有中国的现代性？虽然不脱离于西方现代性作为参照，但同时我们要思考是否拥有独特的内涵？比方说，在个性自由、权利意识的前提之下，我们如何来加强责任意识、义务观念，让它们相互融合？如何把仁义礼智信转化为今天的价值？所以我的看法是现代性还是有它的一种不同的特质。
近20年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个团队在上海和新加坡开展了一个价值认同调查，其中包含四十多种价值。当时上海的竞争意识、个体意识还强于新加坡，但两地排名前十的价值相似，且“孝亲”都排在第一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授在和我们交流时，特别谈到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有很多价值，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价值，与西方还处于起承转合的磨合过程之中。孝的观念，仁爱的精神，群体的意识，它要强于西方的这种现代的价值。这或许能说明东亚、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还是有差别的。
国防大学政治学研究生韩新源：面对西方现代性对“家庭”的消解与原子个人的泛滥，以“家庭”为前提的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其他文明是否能够在现代化浪潮中自我维持？
吴晓明：首先，西方现代化不是对家庭的瓦解，而是对家庭原则的瓦解。一般而言，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西方的家庭原则的瓦解与原子式个人的确立是1500年基督教教化的结果。这是世界史上的一个例子，说明人类精神在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非常长久的。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2500年前的轴心文明。当时，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就是因为他蛊惑青年，诱导青年不敬父母。
所以苏格拉底学说与希腊的传统伦理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雅典的人民非常及时地预见到了这种危险性，并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但是中国不可能来进行1500年纯正的基督教教化，以便来形成原子式的个人。举例来看，现在有很多孩子与父母大谈各种各样的权利、隐私权，如同美国孩子，但他需要房子的时候，你发现他其实还是一个中国孩子（观众笑）但等到哪一天，大家认为18岁的孩子应该独立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家庭原则可能就瓦解了。
所以我的一个判断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转型，且是非常重大的转型。马克思将特定的社会叫做“实在主体”，实在主体的自我运动十分关键。在自我运动的过程当中，由于世界历史的开展，它不能不受到现代性本身的影响和改变，但是它反过来也在改变着现代世界。因此，世界仍旧能够保持其丰富性与多样性。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研究生薛春黎：刚才对话中两位老师提到，中国现实的独特性是由中国传统的独特性决定的。中国人重视家庭，和海德格尔在托特瑙山山上建“小木屋”，定期和家人团聚的事例相比，您认为中国社会或者中国传统的独特性体现在哪些地方？
郭齐勇：所谓中国独特性，是与西方社会发展中推行的价值、文化相对而言、比较而言。刚才吴晓明老师所举的基督教进入中国400年的过程就是一例，它经历了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一样的历程，就是中国化，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中国的某种独特性。利玛窦传教之初，就注意外在的学习，从穿儒服到朝廷上穿仕服，接着就是与中国儒家的修齐治平的家国天下文化相融合。突出独特性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文化的普遍性，如仁者爱人，爱亲人推广到爱陌生人，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都具有普遍性，可以转化、推广到全世界，而且这些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文化中同样都有，但其背景，表达和实践的方式都不相同。吴晓明老师刚才说了世界只有单一植物、单一动物的可怕性，中国的独特现实是一个非常繁复的过程，如孟子所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总体特点是尊崇多样化的存在，和而不同。在解读中国现实时，尤其要看到最近100多年来中、西、马在日益地融合，这种融合绝对不会消解中华文明及其主体性，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特别系统地阐发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的优秀的层面。
纵观中国基层老百姓，他们的生活指南，总基调是一些很复杂的儒释道文化、传统蒙学、家训等，这些思想在新时代下以各种形式与时俱进地发挥着影响力。从我们这代人的生活体验来说，我在乡下待了不到两年，又当了八年的工人，在农村我们知识青年要按照阶级思想去斗争地富反坏右，农民总会说，“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了”，以他们的智慧来化解仇恨，老百姓的待人接物背后还是一种传统的精神资源。如明朝思想家袁了凡的《了凡四训》代代相传，在东亚的民间老百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中包括一些因果报应思想。这些民间文化、民间宗教朴素地告知中国老百姓怎样安身立命、存活的价值。总体来说，养育一个民族的子弟，其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最好的一种，因为它是有根的生活。
华东师大哲学系研究生金雯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构架是破家成国，杜绝私心。家庭中人总是有私心，导致爱有差等。但是在儒家的构架中，我们从修身齐家到平天下，由私推向公，从家推向国。因此，请问“推己及人”的“推”是功夫论还是认识论？
郭齐勇：我们都是普通人。普通人的爱都是具体的，自然会有差等。但是儒家的“爱有差等”并不意味着缺失普遍性。就“推己及人”而言，“推”乃是我们生命的体验。我们在家庭中感受到这种爱，而后将心比心，推到对陌生人的爱。因此，我们走向社会和各色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如何将爱心释放出来和人相处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儒家的爱没有限定自身。当然，父子之伦乃是天伦，其背后有终极天道作为支撑。
吴晓明：我补充一点。柏拉图的学说确实非常重要。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是同时代的人。当时在雅典的伦理传统当中出现了主观自由，苏格拉底率先说了出来，并被判死刑。但国家不可能作为单纯主观性的结合或者平均数。因此柏拉图构造理想国以便抗衡几乎所有主观自由的可能，包括艺术、诗歌、音乐的领域等等。这是一个变化。
此外，梁漱溟特别提到，中国人在翻译《圣经》的时候，触犯到家庭原则的一些段落被故意地错译或者漏译，比如：耶稣说，如果你不背叛父母与兄弟姐妹，就不是我的使徒。因此，在“推己及人”的问题上，关键就在于中国并没有形成“家庭/社会市民/国家”的现代世界构架。中国是“家庭-伦理社会-国家”的构架，其间相互贯通，使得它可“推”，而并非分割和隔离。
北京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刘延宁：据我的观察，30年的独生子女家庭产生了 “部分不合格”家长群体，7亿网民们中的部分人，已经不太能理解 “修己安人”，若要将目前相对单一的学术层面、哲学层面、小众层面及时转变成为家庭层面、教育层面、法律层面、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现实共识，最优先要做的前三项的现实措施是什么？
郭齐勇：现实层面的转化非常多，您自己的提问里已经设计了很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面谈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提到，“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 我认为，第一点是从家庭教育做起，如您所说，有些家长是不合格的，因此与传统文化相悖逆的言传身教到了孩子身上，效果可想而知。在民间，批评别人的话中“你这个孩子没有家教”是非常严厉的，家长觉得是在打自己的脸，而家教是怎么来的？主要来自家长的行为习惯。
第二点是中小学的教育。今天存在“大学生玩死，中学生累死”的顺口溜，这是教育倒置现象。目前现状是知性教育代替德性教育，德性的教育不足，需要调整。国学教育不能只是背诵，还是要理解，当然小孩背一点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中小学教育又成为一个根本。
第三点是大学教育，社会的精英大多来自大学培养。可是我们的大学教育中人文教育这块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完全变成一种知识性的教育。大学生对于社会上金钱挂帅的功利思想很难具备应有的抵抗力，从而带来一些心理疾病。
（整编：李念、戴谆霖、张锦枝）
其余提问者：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洪瑜
郭齐勇在主讲中指出，“修己安人”从当下视角审视即包含了私德与公德、己与群的关系
吴晓明在对话中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考察当下社会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现实维度
听友有序排队入场
嘉宾与现场听众观看文汇讲堂工作室制作的配音PPT《郭齐勇：守先待后为“生命学问”正名》
本场讲座吸引了各大高校师生及各行业共计三百余名听众的积极参与
讲堂后宾主合影
提问获奖听众与嘉宾合影
幸运奖获奖听众与嘉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