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荦观书，平情论世

——在武大国学院的读书经验

作者：范云飞，武汉大学国学院2010级弘毅学堂国学班本科毕业生。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欧克肖特说：“不探明一个人的风格，就会错过其言行四分之三的意义。”不仅对人如此，读书也是。阅读经典不是为了寻章摘句、矜己炫人，也不是为了自夸记诵之博、考据之精，而贵在沉潜深玩，心知其意。古书自有其义例和“风格”，我们涵泳其间，信而不疑，久之自然能体会古人的用心和深旨，冥然会通，妙契于心，一些本来看似荒谬难解之处，也自有其理路和意指。如章学诚所说，“而后微茫渺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这样才算是真正会读书的。

就我在国学院的学习经历，最值得一说的，就是杨华教授主持的“《礼记》会读”班。我们读唐代孔颖达等人编的《礼记正义》，用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的本子。“五经正义”是六朝经学传统的产物，是一种义疏体的经学诠释体裁，学者向来以为难读。清末的陈澧说：“读注疏使学者心性静细。”“注”指的是汉魏古注，“疏”则是唐宋的十三经注疏。读此之所以能使学者“心性静细”，因为义疏往往章句浩繁，头绪繁多，但这并不是说它杂乱无章，如果细读之，自能领会其体裁义例。我们所采用的“会读”的方式，取法于日本学者，一群人围坐一桌，同攻一书，逐字细读，每一个疑点都不放过，杨老师称此为“地毯式”的研读。

群经义疏的得失，学者们已经有过许多研究，大家认为，虽然它们有许多缺点，比如猥繁无序、拼泊杂凑，但仍然值得一读，因为它们是六朝经义的渊薮，许多失传的古书都赖以为人所知。但这都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的，把义疏当成历史研究的史料、语言研究的语料、或者是辑佚的原材料，这相当于把义疏当作一个待解剖、分析的尸体，而忘了它们本身是有义理和条贯的有机体。我们之所以要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细读《礼记正义》，就是为了亲近义疏这种体裁，领会它本来具有的意指和精要，这也是读书而求心知其意的意思。

义疏解经，非常绵密而且细致，从经到注，从注到疏，在巨量的文字之中，总会有脉络和理路可循。经与经之间、经与注之间，往往不无罅隙舛错，而义疏则要弥缝其间，牵连引申，敷衍义理，使经、注各得其所，在义疏所编织的体系中彼此相安无事。正因为其绵密细致，所以才能使学者“心性静细”。我们游弋其间，追寻它的脉络和理路，慢慢地抽丝剥茧、探微索隐，其中的精义也就由隐而显，终至焕然大明，古人的用心和指归，也就渐渐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的“《礼记》会读”，与其说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不如说是“领会”的过程。义疏本身是完整的，其精义自在，我们不是剥裂它以寻章摘句而为我所用，而是逐渐领会它本身具有的“风格”，或者说，培养一种阅读义疏的“语感”。一开始读义疏的时候，会觉得枯燥无味，简直寸步难行，而且很多文字毫无逻辑，甚且前后矛盾，舛错互出。而一旦有了这种“语感”，读起来就顺利多了，古人的思路也变得可以理解了，一片鸢飞鱼跃。当然，用我们现代人的逻辑和理性来看，古人的许多言论仍然是讲不通的，但我们不会再轻易否定它，而是试图理解它，发掘它背后的义例和深意，这样坚持下来，往往心有所得。

当然，领会这种“风格”，培养这种“语感”，还只是走近古人的第一步，但这第一步的迈出，却着实不容易。首先，我们要平心静气，放弃我们现代人的傲慢，抬起头来仰望古人，这样才能读古人之书。而古人之书则要从头到尾，精读细玩，而不是像看报纸一样只读对自己有用的部分，也不是像批作业一样专门找茬挑错。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对所读之书的“风格”和“语感”也就冥契于心，这样才能“与古为友”，进而“与古为一”。

我们读书的目的，则是为求一种专门之学、“心得”之学。天下学问是无尽的，只要有一种领会最深，可敷身心性命之用足矣，所以要专门之学。而读书贵有心得，前人给我们研究出了这么多知识，我们只是坐着读一读书就能学到很多，但前人未知、而自己独得的道理，才是最为可贵的。章学诚说“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者之什之一二”，一些道理能深造而自得，从而自信甚坚、持之甚笃，这才是我们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我们之所以会对这些“心得”深信不疑，就是因为这是我们在对古人的“风格”和“语感”深切领会的基础之上体悟出来的。还是章学诚说的，“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

以上所说的读书体验，只能是一种个人之学，而不符合现代学术的标准，因为读书本来就不只是学者这一职业群体的事。但对有志于学术的国学院的学生来说，这些训练仍然是必要的，读了一些古书，给了我们亲近古人、真正理解古人的渴望，而要达成这个目标，还是要经过艰苦的文本细读。陈澧说过，“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这种情况到了钱穆的时代好像也没有改变：“只要东西翻阅，搜求一二题目，来写文章，此种风气，定会养成学术界一种懒而且躁的心理。懒是不肯平心静气，精详阅读。躁是急于成名，好出锋头，掩盖前贤，凌驾古人。待到读书人全受此种风气之熏陶，由他们出来领导社会，主持时局，其势自然足使天下乱。”现在看来，这种风气似乎也没有变。

追究这种风气产生的原因，除了人心日渐浮躁之外，我们学术体系的内部也有问题。清代乾嘉学派主张朴学，致力于训诂考据，到二十世纪初胡适提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傅斯年提出“史学即史料学”的口号，我们日渐走上了现代学术的道路。但陈澧说“懒而躁”，就是针对考据者流，纯粹的考据则排斥义理，甚而不辨砖石粪壤，只是考据而已。钱穆所说的坏风气，则是针对现代学术之路上的学者们，如果史学即是史料学，则一切古书都成了研究历史的“史料”，甚而天壤间一切文献都成了研究各种学问的“材料”。对于“史料”、“材料”来说，我们只辨其真伪与价值，而不再把它当成一个需要亲近和领会的有机体，这样也就难怪大家只是搜求材料、而不肯认真完整地读完一本古书了。但如果我们深入古书之中，侧身古人之列，同样会发现胜义缤纷，美不胜收，这也是一种学问，而且可能是科学的学术研究所不能领会的。北京大学的桥本秀美教授说：“愿一切学术为读书服务，不愿读书为学术服务。”所谓“心得”之学，应该是从读书之中用功勤久、自然生发出来，而不是为了一个题目去翻书。

武汉大学的国学院自创办以来，就没有多少高调的口号，就像院长郭齐勇说的，只是努力“培养几个读书种子”而已。但“读书种子”的培养，实非易事，天下之人莫不读书，真正会读书的却不多，肯沉下心来读古书的则更少。郭院长正是有感于此风气之颓，所以才让我们多读经典，一些元典更是要字字细抠、句句琢磨，五经四史之中要选一些感兴趣的，成本大套地读下去，古注旧疏也不能放过，只有经过这样一番洗礼，才能有以入古人学问之门，对古书的风格和义例有所感会。也只有如此，才能戒除自身“懒”和“躁”的习气。

同样是读书，但人的局量有浅深，规模有大小，格调有高低，所以古人教人读书，首先立意要高，格局要大。国学院推崇“精英教育”，也是为此。于亭教授说，“精英教育”其实是一种自由教育，它不教人具体的知识和技能，而是阅读经典，培养人格，目的是塑造一个健全而自由的灵魂。自由教育是培养精英的，而现代的大学则主要是知识、技能的教育，这些与精英教育是矛盾的。有些学生会走上学术之路，但学术本身也是一种技术，即使是读书做研究，也不是精英教育的本意。

有人可能会觉得真正的读书是那种“学者式”的，一般人只是读着消遣或者为了实用的目的而读，其实并非如此，真正的阅读不应该限定在一个职业人群之中。陈澧说：“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学者式”的阅读，其实是一种“博士之学”，训诂考据，或者从古人言语中摘取一鳞半爪来敷衍义理，这也是把书当工具。而真正的阅读，则是“士大夫之学”，观其大义，求其指归，在精细而全面的细读的基础之上，领会古人的“风格”，培养对古书的“语感”，从而与古人妙合无间，这是一种“心得”之学，它不在口耳之间，而在七尺之躯。

这种“心得”之学，就是“士大夫之学”的真谛，它塑造人的人格，使人有一个自由、健全、宽容、仁恕的灵魂。它使人高尚，同时又使人卑微，因为这种学问的训练使人认识到，一切看似“高尚”的东西，比如哲学、诗歌、艺术，并不能使人高尚，我们更不能因为从事于这些高尚的学问，就给自己贴上“高尚”的标签。恰恰相反，是因为有高尚的人从事于这些，才使它们变得高尚。我们所要做的，是以一个卑微的姿势和虔诚的态度来尝试阅读、理解那些经典，在深入的阅读之中，我们与古为友，与古为一。同时，我们的心智也得到了锻炼，灵魂也得到了升华。读书求其心得，修身务在仁恕，这就是章学诚“卓荦观书，平情论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