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训的起源、思想及现代价值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欧阳祯人

内容提要：本文从古代文化起源的普遍规律入手，深入讨论了中国古代家训的起源，对各种过去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修正。本文立足于原始儒家的哲学思想，具体分析了古代家训的思想来源。根据中国古代家训的实际，全面总结了中国的古代家训是原始儒家思想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并且以此为基础，广泛讨论了中国古代家训在我们当代道德缺失、诚信危机之际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中国古代家训；儒家哲学；敬德修业；成人成己

经过认真考察，笔者认定，在中国各种各样古代思想资源板块中，家训，是最古老的学问。因为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家族之上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家谱、家乘、家训之类的作品，可谓车载斗量，积案盈箱，内容相当的丰富。历代中国的各级领导，估计在很多公开场合不便表达的话，在很多情况下对自己的父母、老婆和孩子却不能不说。所以，家训是中国古代各种文献中，反映当事人思想最深刻、最真实的一种文体。试想，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近人生大限来临的时刻，面对子子孙孙是否能够保住祖宗家业，守住未来幸福的重大问题，历尽雨雪风霜、经验丰富的家族祖先，怎么可能不把心底最隐秘的忠告表达出来，来劝戒自己的子孙呢？所以，笔者认为，在我们中国文化的遗产中，家训最真实的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是中国最深邃的一面社会镜子，它折射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本质，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一、家训起源于原始歌舞

在人类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之前，家训早就以原始歌舞的形式出现了。原始歌舞既是一种巫术与艺术的综合体，也是一种原始宗教的仪式，更是一种教育后代狩渔打猎的方式。从教育后代的角度上来讲，原始歌舞就是我们原始的祖先们狩猎生活、渔猎生活的再现，是提高氏族成员狩猎水平的基本形式之一。《吴越春秋》有一首诗歌叫《弹歌》，其全部内容是：“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是中国的先民原始歌舞遗留下来的直接证据（原始歌舞是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产物，这首原始的诗歌就是原始歌舞的孑遗），它用短促的语言、奔腾的节奏和连贯的情节，展现了整个狩猎惊险、激烈的过程。

英国学者泰勒说：“文化的起源和初期的发展值得辛勤研究，这不是作为好奇的对象，而且也是作为理解现在和理解关于将来社会形态的极为重要的社会实践指南。”[①]从《弹歌》的内容和历史文化背景，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再现生活、展示生活、总结生活，而且服务于生活的根本特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家训著作如雨后春笋，综观其中的内容，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这样一个根本特性。这是与中国古代的其他文献大不相同的一个重要的特性。这是我们在学习中国古代家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

举例来说，中国西藏藏南河谷的原始森林由于受到印度洋气候的影响，气候温润，物产丰茂，那里的古树十多人手牵手还不能围住它的周身，举头仰望，完全看不到天空。所以，各种凶猛的野兽出没无常，当地的猎户们经常要出去捕猎。在很多年前，当地百姓如果在某一区域内发现了老虎的踪迹，就会仔仔细细认真追踪老虎的行踪。在老虎经常出现的树林和草丛中埋伏起来。他们首先安排一位年轻力壮的人，埋伏在老虎必然经过的小径的正面，等老虎呼啸而来的时候，他猛然跳起，拿起事先准备好的一根削尖的木棍，突然、准确、猛烈、坚定地插进老虎的咽喉，直捅肠胃、内脏，几乎是与此同时，埋伏在四周的七八个同样的彪形大汉，迅速跃起，突然扑向猛虎，掀头的掀头，按腿的按腿，抓尾巴的抓尾巴，他们都有各自的工具，都有各自的特殊任务，三下五除二，再凶猛的老虎，都经不住这些狩猎专家的偷袭，很快就结束了惊险、刺激而又短暂的捕猎过程。整个战斗只有几分钟，但是，他们周密准备的训练跟踪、设防、布控的时间，却十分漫长。

与此相应，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歌舞的故乡，人人会唱歌，人人会跳舞。著名的舞蹈有锅庄舞、热巴舞、果谐舞、囊玛舞、达谐舞、色玛卓舞、羌姆舞等等，它们都与藏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拿热巴舞来说，西藏的丁青县（在西藏拉萨与昌都地区的崇山峻岭之间）便是西藏“热巴舞之乡”。传说佛教的修行大师米拉日巴（公元1040年-1125年）年轻的时候曾杀死过一头大象。然后，米拉日巴把大象的皮铺在地上，取大象大肋巴骨做鼓架，取肚下薄皮做鼓皮，用小肋巴骨做鼓槌，用象的肠子做网状裙穗。米拉日巴就在大象的皮上面跳舞祭神，由此创造了热巴舞。

这个传说不仅为民间热巴舞涂沫了一笔神奇的色彩，而且也为原始歌舞艺术从原始祭坛走入民间，最后被喇嘛教所利用、改造的发展过程做了直接的注脚。从艺术发生的规律来讲，应该说热巴舞的起源要比“米拉日巴创始说”古老得多。它的前身是佛教传入藏区之前，本地的古老宗教——苯教的巫舞或是图腾舞。而且很有可能早在笨教形成之前，热巴舞就已经开始了它漫长的旅行。它最古老的起源应该是原始的狩猎歌舞。中国的很多典籍都记载了中国各族人民善于“乐”的史实。在新疆、内蒙和广西等地的原始歌舞岩画正是这种史实的记载，《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记载，也正是中国的原始歌舞传统蓬勃发展、源远流长的证据之一。

恩格斯指出：撰写《古代社会》的“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的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②]所以，根据恩格斯的论述和发现，我们同样可以在西藏原始歌舞的中，寻找到中国家训起源的哑谜。

从表现形式上来讲，原始歌舞，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家训最古老的形式。原始歌舞是艺术女神牵着我们人类的手共同步入文明时代的载体。毫无疑问，它的表现形式和相关内容相当蒙昧、浑沌而复杂。从原始歌舞的狂野性、普遍性、大众性、宗教性、图腾性，到氏族首领家庭训教的私密性，明显有一个极端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分水岭就是私有化的产生。家训的产生是家族式、私有集团产生的必然结果。[③]

氏族集团逐步形成之后，长老训教或家长训教也就逐步取代了原始军事民主精神影响下的原始歌舞。长老训教是原始社会家庭教育的主要形式，也是家训得以产生的直接源头。所谓长老训教，就是原始社会中氏族集团的首领、或富有经验的长者对晚辈所进行的有关生产方式、生活经验等方面的教育训导。由于原始社会尚未出现文字，所以当时长老训教的详细情况尚无确考，但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许多神话故事和传说却生动地再现了长老训教的丰富内容和它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夸父追日的大无畏精神；精卫衔木填沧海的顽强毅志；刑天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斗争勇气；神农氏品尝百草、种植五谷；伏羲氏钻木取火等的神话传说，等等，都生动地再现了我们的原始祖先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英雄形象，也隐约地透露了中国的先民与家训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文化发展秘密。

长老训教这种家训形式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氏族集团出现之后，就逐步地表现出了“家学”的特点。由于氏族部落首领比他人掌握了更加丰富的管理生产、主持宗教仪式、指挥作战、协调氏族公社内部关系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随着部落首领世袭制的产生，这些知识和技能也以世袭的方式被他们垄断起来并传给自己的后代，借以巩固自己在部落中的显贵地位。例如，禹的父亲鲧以治水闻名，他将有关治水的知识和本领传授给儿子禹，水利知识便成为禹的家学，禹也因此成为著名的部落首领。由此可见，中国有史以来最早的教育是在氏族家庭内部进行的家庭教育。它是捍卫家族权利的手段，维持富贵、权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家训是中国文化传播的最古老的形式。

长老训教停留在口耳相传和人们对图腾仪式的巫师行为的简单模仿上，例如原始歌舞（原始歌舞是长老训教的早期形式，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本来就与原始的歌舞艺术难分难舍），没有文字记载，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已经形成了文字的家训。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确凿无疑的家训作品是铸刻在青铜器上面的铭文著作。但是，相关的内容还有待发掘、整理和研究。举例来说，秦襄公(生卒年约公元前812年–前766年,在位于前778年-前766年）主持制作的《秦公簋铭文》就是一篇典型的家训，短短一百字，表达了秦襄公歌颂十二代先王的功绩、教育子孙万代，努力统一中国的理想。

又如，由周文王临终前写给周武王的《保训》，[④]也是一篇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完整的中国早期家训。在这篇重要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知道，家训在周文王之前就已经长时间存在了。周文王之前就已经有了“蒙训”，而且，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为主。（《保训》：“昔前代传宝，必受之以詷。”）此其一；临终之际，以书面的形式撰写遗书，由来已久，这是中国家训最为震撼人心的形式，此其二；以历史故事作为教育后代的资料，不仅具有文化的归属感，而且是生动而富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此其三。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家训，可能始终与国家的政令相裹挟的，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尚书》中的《周书》十二诰。所以，具有这种特征的家训历史应该相当的漫长，因为中国历史与氏族首领的家族发展裹挟在一起，具有漫长的历史。所以，家训的形式发展也应该有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孔子对孔鲤的“庭训”，孟母的“断织教子”，曾子“杀彘”等家训故事，就只能是中国家训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环节了，它们根本不能算作中国家训的起源。

家训的目的是指向未来的。家训的本质也属于未来。它的根本特征在于有德之征的悠久观念驱使。因此，越是富裕的家庭，越是发达成功的家族，就越是重视家训。毫无疑问，在我们古往今来所有富裕、成功的家庭中，最富裕、最成功的家庭是帝王之家。因此，相对于其它类型的家族而言，帝王之家在任何时候都格外的重视家训。不论是从家训的起源着眼，还是从家训的发展而言，中国古代帝王家训在全社会所有的家训中始终处于核心的地位。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权力被他人篡夺，更不希望自己的子孙从人变成鬼，从人上人变成阶下囚。周文王的《保训》就是一篇饱含帝王之术的家训著作，是一篇重要的家训珍品。这一点，正是我们能够在中国家训起源的过程中窥测到的中国家训的本质性特征之一。

在中国著名的家训作品中，出自非帝王之家的作家作品也大有人在，例如，刘向、诸葛亮、颜之推、司马光、曾国藩等等，但是，他们与帝王、权力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或为大官，或为文豪，或为巨富，或为皇亲。所以，成文的著名家训始终与家族的富裕和成功裹挟在一起。家训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子子孙孙“长享富贵”，永保天命。故而家训所表达的内容就必然是富贵人家“不在当下而在子嗣”的忧虑与渴望。正因为如此，家训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老百姓来讲，是有相当距离的。

二、中国家训的思想主体是儒学

固然，家训的产生是家族式、私有集团产生的必然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家训就立足于自私自利的立场上。而且刚好相反，各个时代的帝王或家训作者已经清楚地看到，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贪得无厌地搜刮钱财，首先会引起民怨，况且，将钱财遗留给子孙，子孙未必能守。千百年来，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所以，中国古代的家训，基本上都是沿着《尚书》周书十二诰的思想路线在前进。再加上孔子、孟子在思想上的崇高地位，于是二位圣人的思想以及相关的家训故事也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此一来，鼓励学习、加强修身，“遵先公祖训，克勤克俭。守二字真言，唯读唯耕”（钱镠家传祖训），等等劝善惩恶的信条就成了中国古代家训著作的根本性主题。中国古代家训与儒家思想具有难以割舍的深刻关系。它的根本思想是修身养性，忠厚传家，成人成己。

中国古代家训的作者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们本来就是儒学的专家，因此对天地人我的关系了如指掌。所以他们在家训中谆谆告诫子孙的，几乎全部都是儒家的生活信条、人生哲理、审美情趣、宗教信仰以及国家观念、朋友关系、群己关系、贫富观念等等。具体地讲，笔者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中国古代的家训中，始终有一个“永怀祖德”的精神背景。它始终有一个由老而古，由古而天的宗教信仰的向路。这种对天地、圣贤的依托，始终贯穿于“慎终追远”（《论语·学而》）、“大报本反始”（《孔子家语·郊问第二十九》）的思想之中。它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培养孩子的感恩思想，加强社会成员的诚信品德，而且也是把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提出来让每一个人面对：“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在世界上想要干什么”、“你想要到哪里去”？这种看似高深的问题在家训著作中却显得相当的平凡、平易。用儒家的惯用语来讲，就是在细小之中体现博厚，在平凡之中追求高明，在琐碎之中彰显悠久。家训的思想内核都来自孔子、孟子的相关论述：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以学文。”（《论语·学而》）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这里只是随便列出了几个条目而已，实际上，相关的思想要比笔者引述的广

阔得多。儒家的仁义礼智、孝道、克勤克俭，父子上下的关系、夫妇妯娌的关系、娶媳招婿，等等居家过日子的训诫俯拾即是。但是，它们都依托于天地人我之间。是永怀祖德的感恩结果；更是人之所以为人，来自博厚、高明、悠久之“天”的必然选择。所以，中国古代各种家训在思想背景上具有十分深远的哲学、宗教背景。

第二，中国家训的一个重要的创作目的，在于家庭、家族的团结。这也是中国家训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涉及到父母与孩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伯叔妯娌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君臣之间、国家与家庭的之间的关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基石。中国古代家训十分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毫无疑问，这是对社会管理的有力补充。正由于家庭成员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家训的重要内容，因此，儒家的伦常思想、成人成己的人学思想在家训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和运用。拿清代的《朱子家训》[⑤]来说，其中的各种训诫，虽然不能说每一句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凭心暗想，居家过日子，如果不是按照它的训诫所说的那样做的话，家庭就会逐步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不能不对《朱子家训》摄取、涵化传统经典的能力叹服之极，而且也为它选择了恰当的表现方式，琅琅上口而心悦诚服。笔者在研读了《朱子家训》之后的感觉是，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作者对人生、对社会认真观察、深刻体悟的结果，因而，其中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我们奉为圭皋，反复揣摩，认真实行，孜孜兀兀，落实到行动之中。

正是因为要搞好团结，所以，中国的家训著作特别强调个人的修身，强调“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的亲和效果。这正是先秦儒家哲学的根本性思想。《礼记·大学》之“三纲领、八条目”，无不都是从修身开始的。与此相应，中国家训就是特别注重“礼”的训诫。“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内外六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钱氏家训》），没有儒家“礼”的支持，家训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第三，中国家训十分强调孩子的学习。在孝敬父母、视听言动，遵守社会规

范，维护家族成员团结的前提下，修身的主要内容依然是对经典的刻苦学习。这其中实际上隐含着家族的兴衰荣辱只有通过读书才有可能出人头地，进一步改变现状的希望就在孩子学习的努力之中的道理。这当然直接来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和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精神。在家训中，它有子承父志，前赴后继的气概。本质上来讲，这正是中国文化奔腾不息的精神所在。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古代家训强调的学习，始终没有脱离孔子“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以学文” （《论语·学而》）先行后知的知行观模式。所以，上文所引“守二字真言，唯读唯耕”的钱家祖训就把“读书”与“躬耕”联系起来。家训作者非常明确，没有读书，躬耕就没有民生疾苦的体悟；没有躬耕，读书就没有温故知新的契机。“知”与“行”是不能斯须相离的。朱瞻基的《寄从子希哲》就是一篇感人肺腑的家训作品：

自汝之去，吾朝夕思汝，又朝夕忧汝。思，非为别离，惟欲汝做个好人；忧，亦非为汝劳苦，惟恐汝做些不好事。汝今在泾野门下，须服从其言，观法其行，乃真为弟子。否则虽见好人，不行好事，反不如凡夫也。待文王而兴，己非豪杰之士，文王所不能兴汝道，他比得凡夫否?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学，四方人才所聚，若所交俱英才，乃忠厚有德者，其益不可胜言。若只泛交，与说闲话，为无益之事，其损亦不可胜言。谨、默二字，可铭诸心。

一个“思”，一个“忧”把为父之情感点染得相当浓烈。此封家信言词恳切，情长意深，至今仍有强烈的感染力。它并没有把学习仅仅看作只是寻章摘句，而是看成见贤思齐，全面学习社会人生，修身养性，建立健全完备人格的过程。应该说，中国古代的家训在这方面获得了原始儒家教育思想的精华，是对原始儒家思想精妙的运用。

从具体的家训作品来看，强调孩子努力学习，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中国的父辈们在现实生活的压迫下不得不选择的训诫。刘邦的《手敕太子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它十分注重学习。但是学习的动机很无奈：“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尧舜不以天子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 把敦促孩子认真读书的训诫建立在对自己的过失深刻反省之上，把教育孩子要自立自强的告诫建立在残酷的现实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中。没有帝王的胸怀，博大的胸襟，是不可想象的；没有现实人事的紧迫性，也是不可以想象的。“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朴素之极，感人之极，简直就是令人震撼。

不过，在绝大多数中国古代的家训中，强调学习的思想根源还是直接来自孔子的思想：“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父亲在道德的修养上“止于慈”，在事业上自强不息，儿子责无旁贷地要继承父亲的志向，继续前行。在“孝”的推动下，整个社会就养成了不断向前推进，前赴后继，积极向上的风气。这是孔子作为“万世师表”，为我们铺就的社会道路。精妙之极，高超之极。这是中国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根本原因之一。“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唯一途径，除了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别无他途。

《孝经·开宗明义》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换言之，只要能够扬名显身，父母就是由衷高兴的，因为这是自己生命的继续。《颜氏家训》就认为，当儿子的当然应该孝敬父母，但是，做父母的更应该把督促子女读书学习当作教育他们的头等大事来抓。如果让孩子放弃学业去为家里的生计赚钱，即使父母丰衣足食，父母吃起饭来就不会感到饭菜的香甜。如果孩子致力于读书学习，继承列祖列宗的传统，那么，父母即使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着麻布衣裳，也十分乐意。[⑥]这就透露了家训创作的目的，它说明了中国家训的本质在于延续与发展列祖列宗的生命和事业。客观上也就起到了推动社会前进、培养积极向上社会风气的效果。

三、古代家训的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的家训是家族制度、宗法制度的产物，更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经济形态的结果。在中国目前经济已经逐步一体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家庭结构小型化，人口迁徙频繁的历史时期，家训的创作就像一条逝去的河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推行，使我们国家的人口增长的速度和数量虽然有所缓和，但是孩子的成长环境、培养的条件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倒金字塔式的家庭结构，优厚的物质生活和贫乏而偏枯的精神生活，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的家训在现代独生子女的家庭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们具有深厚的文化资源值得我们学习和利用，在当今的社会管理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形势的不断发展，富裕的人和富裕的家庭越来越多。富二代的家庭由于他们的爸爸妈妈整天忙于赚钱，忙于公司的管理，忙于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周旋，无意之中，就疏忽了孩子的培养。当他们立足于社会成功的权力与金钱之巅，回首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步入了老景。自己的事业是需要自己的孩子来继承和发扬的。但是，富二代的肩膀真的能够承受得起这历史的重担吗？孩子的目无长上，孩子的冷酷无情，孩子的挥金如土，诸如此类，都无不一次次撞击着那些富裕家庭家长的心。实际上，中国古代成功的、著名的家训，大都产生于富裕的家庭。它们的作者都是立足于未来，面对自己的子子孙孙，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学习古代家训，对于当今社会状态下的孩子们，尤其是富裕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的教育作用，对当今整个社会青年人成长环境和教育理念的补偏救正，都是不言而喻的。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是应试教育体系。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孩子们都在为了高考分数而努力。中国古人的道德教育、良知教育以及知行关系教育，等等，实际上都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在数学、语文、英语。在我们当今的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良知教育、知行关系教育成为最为欠缺的内容。所以，中国古代家训实际上是我们国家老老少少，所有国民精神世界的必要。

大量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后，还有待健全的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诚信塌陷、道德的严重缺失，以及经济的发展导致的社会交往诚信度、规范性、礼仪化的需求，使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古代家训潜在的巨大作用。由于它本身包括了很多跨越时空的内容，具有不容忽视的现代价值，所以，依然可以在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的今天发挥作用。因为，古代家训在我们已经逐步现代化的今天依然是一笔重要的文化资源可供我们开发和利用。

中国古代家训的根本依托在于对天地的宗教信仰和古代儒家经典的教诲。《钱氏家训》的第一联就写道：“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天地和圣贤，似乎已经离我们当代人而去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人恐怕对这两个词语都已经相当陌生了。但是，在我们今天物质需求甚嚣尘上，人欲横流，精神生活极端贫乏，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关怀越来越苍白的时候，在内心深处，从良知的层面提倡“天地”“圣贤”的至高无上性，就不仅可以追本穷源，端正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而且也是我们回归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依据笔者的理解，《钱氏家训》开头的几句训诫，就深切地体悟到，它实际上是直接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三句教”挂钩，具有深远的哲学背景。所以，家训著作四两拨千斤的手段，在平易之中见功夫的表达模式，令人神往。没有深厚的经典功夫、生活体验和文字功夫，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理解古代家训的价值。

我们知道，修齐治平，是原始儒家的基本思想。而中国古代的家训，其核心思想就是修身。修身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因而，家训通过对修身的阐述，彻底地表达甚至重构了儒家的思想。笔者这里所说的“重构”，指的是家训的通俗性、应用性和大众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并不能够保证家族成员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高深的文化修养，所以，家训就有必要立足于大众，把经典通俗化，把理论实践化，把思想大众化。平易近人，琅琅上口，便于记忆，易于传播。通过家训苦口婆心的告诫，我们能够真正发现，所谓修身，一定要使全社会所有的人都必须参与，才可能具有真正的实际操作意义和社会实践层面的操作性。否则，最后只能是附庸风雅，掩耳盗铃而已。当然，这取决于全社会的公正、公开、公平的政治风气和强有力的制度建设。在现代社会里，没有社会公正性的保证，个人的修身之路只能是越走越窄。但是，没有道德风尚的提倡，和为了道德建设而前赴后继的追求，社会的公正、公开、公平也就永远不可能出现；即便是出现了，也不可能真正长期维持。实际上，道德建设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是必需的，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家训依托于中国古代的经典，具有永不磨灭、永不消失的魅力。

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摇篮，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凭借。所以，不论我们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多么先进的状态，人总不可能离开父母而来到这个世界上，更不可能离开父母的呵护而独自长大。儒家的理路是，父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身体的赐予之恩，更有人生的养育之恩，三年不免于父母之怀，这是天大的恩情。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父母有深厚的感恩之心。但是中国的传统父母对自己的子女绝大多数都是极端无私、彻底奉献型的。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为子女的幸福生活奉献到底。这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少见的一种人文景象。按照这样的理路，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的家训是与中国社会各种价值观念相裹挟、相表里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们代表了千千万万的祖先和长辈对子子孙孙殷切的希望和深沉的爱。当社会正在急剧地发生着变化，家庭关系也正在急剧现代，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也许正在发生着微妙变化的时候，我们蓦然回首，确凿地发现了传统家训巨大的资源可资利用。

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应该说，中国古代的家训，不论是一般性的家训，还是帝王的家训，都没有开这条重要的思想主轴。孝与悌，只是出发点，“谨而信，泛爱众”说的是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处理与交往，“而亲仁”才是家训的最后目的和依托。劝善惩恶，始终是中国家训最鲜明的的主题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家训还十分重视孔子“先行后知”的知行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是中国家训的精华，也是我们拯救当今中国教育偏失的一帖不可回避、不容忽视的良药。

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家训的撰写立足点，始终不是局限于个人的修养与家庭成员的团结，它们的理论目的始终都是着眼于国家与社会的。《钱氏家训》就把整个家训划分为“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四个部分。《朱子家训》更是把个人、婚姻、朋友、家庭、国家、社会的各种关系交融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完全不能分离。是典型的儒家“成人成己”的思维模式：

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需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生禽。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需平心暗想。施惠无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馀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馀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馀，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说的全部是我们身边做人做事的训诫。扪心自问，其中的内容与我们现代社会的生活理想、生活习惯和思想方式，没有任何的冲突。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如果不努力学习、勤奋践履这样的精华，踏踏实实地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那我们要去追求什么呢？应该注意的是，《朱子家训》语言平淡，没有任何艰深的古奥之处，但是，字字句句却又无不深藏着中国人进德修业，成人成己，孝顺承天，造福社会的深刻道理，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思想底蕴。不仅值得我们学习，而且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它为我们当代进行传统文化的重构、传播和回归，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借鉴。

作者简介：欧阳祯人（笔名），哲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独立出版专著《郭店儒简论略》、《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从简帛中挖掘出来的政治哲学》等各类著作16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