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张之洞“中学”教育理论对武汉大学国学教育的借鉴意义
武汉大学国学院 孙劲松
湖北中医药大学潘晓明
内容提要:张之洞是武汉大学的主要创办人,他以“中学、旧学”代指中国传统学术,总结出简略而全面的“中学”教育理念与教学体系,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期望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达到义理、考据、辞章、经世并重的教育效果,以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2001年以来,武汉大学在国内率先创办国学本科试验班、建设国学硕士点与博士点。张之洞“中学”教育理论在多个层面对武大的国学教育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儒学家,也是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的创办人。面对西学东渐的大趋势,张之洞一方面以开放的心胸推广西方科学文化教育,一方面又努力弘扬中国传统学术,以“中学、旧学”代指中国传统学术,总结出简略而全面的传统学术教育理念与教育体系,期望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让学生达到义理、考据、辞章、经世济民并重的教育效果,以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
清末到民国时期,“国学”这个概念逐渐取代“中学、旧学”称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代名词。武汉大学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与丰富的国学教育资源,2001年在国内率先创办“国学本科试验班”,2007年底,又在哲学一级学科下增列了国学专业的硕士点与博士点,下设有经学、子学、史部典籍、集部、佛教与道教五个研究方向,2009年正式招生,在多年人才培养的基础上,于2010年初正式成立国学院。武汉大学的国学教育实践在多个层面受到创办人张之洞“中学”教育理论的影响。
一、张之洞“中学”教育目的论及其对武大国学教育之影响
1、推行“中学”教育以达到保国、保教、保种之目的
张之洞在《劝学篇同心章》指出:“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1]张之洞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延续与保国家、保华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认为中华民族的种族延续与传统文化的延续是一体两面之事,而这种种族与文化的延续又必须有国家的强盛作为保障,三者互为犄角、互相支撑。
2、“中学”教育作为学“西学”之根柢
《劝学篇循序》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2]这一观点被后来学着终结为“中体西用”之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说法无疑有其局限性。然其即强调中国传统学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永恒价值,也强调“不得不讲西学”,也有其积极意义。
3、“中学”教育可保留读书种子
在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下,张之洞指出:“专门之书,求博求精,无有底止,能者为之,不必人人为之也,学堂之书,但贵举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将来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晓中学大略之人,书种既存,终有萌蘖滋长之日,吾学、吾书庶几其不亡乎。”[3]张之洞在这里又从保存传统文化的读书种子来阐述“中学”教育的重要意义,认为在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下,要培养读书种子,为将来文化复兴、国家强盛奠定人才基础。
4、武大国学教育对张之洞“中学”教育目的论的借鉴与继承
“国学”作为一个现代高等教育学科,形成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北京大学的国学门、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燕京大学的国学研究所及无锡国专等纷纷成立。之后,由于中国传统学术在“文史哲艺”诸学科分别发展,整体性的国学研究势力渐微。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学术呈现出明显的交叉、融合趋势,本来就强调义理、经世、考据、辞章并重,文史哲艺融通的“国学”研究与教学出现了新的热潮。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崛起,也使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由漠视转向推崇,这也为新一轮国学学科的复兴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武汉大学先后创办国学本科试验班、国学硕士点与博士点,武大在国学人才培养上面,有以下几点受到张之洞“中学”教育理念的影响。其一、武大在国学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之中一直秉承“根基经典,回归传统,面向现代”之教育理念,在教学中贯穿通经致用、用古代智慧来关注现代问题,关注传统文化资源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意义。这也是对张之洞“保国、保教、保种三事一贯”的教育理念的借鉴与发展。其二、武大国学院一直强调国学人才培养的世界眼光,提出“培养一批对我国传统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小学的基本知识、基础典籍和治学门径有深刻理解,能熟练阅读中国古典文献,掌握两门外文,且熟悉当今世界人文科学走向的复合型人才。”[4]我们既强调中国传统学术的永恒价值,也注重东西文明的交流与对话,通过严格的西学与外语训练,为中国传统学术走向世界培养人才,这是对张之洞中西并重、中体西用思想的扬弃与发展。其三、武大国学教育的主要推动者郭齐勇教授一直强调,武汉大学国学院在本科、研究生教育之中要“以悉心培养国学的读书种子宗旨”,在现代西式学术体系之中,“守先待后”,培养一批国学的读书种子,这与张之洞“书种既存,终有萌蘖滋长之日,吾学、吾书庶几其不亡乎”的教育思想颇有相通之处。
二、张之洞“中学”守约教育观与学习次第对武大国学教育的借鉴意义
1、“中学”之守约教育
张之洞《劝学篇守约》之中指出,晚清之际古代典籍汗牛充栋、西方学术又不得不学,为存续中华文脉,必须提炼出精要的国学教育体系。他提出:“十五岁以前,诵《孝经》、四书、五经正文,随文解义,并读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图式诸书,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自十五岁始,以左方之法求之,统经、史、诸子、理学、政治、地理、小学各门,美质五年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学堂专师或依此纂成学堂专书,中材亦五年可了。而以其间兼习西文,过此以往,专力讲求时政,广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骛功名之士愿为专门之学者。此五年以后,博观深造,任自为之。然百人入学,必有三五人愿为专门者,是为以约存博。”[5]
当前,国学还没有在中国大陆的基础教育之中普及,我们不能以十五岁以前诵《孝经》、四书、五经、史略的基础来建设国学高等教学体系。必须从四书等基本经典开始学起,在大学四年,既要让学生了解国学的核心典籍与整体脉络,又必须让学生学好外语,了解西方文化和现代学术流派,这就需要更加简约化的课程体系。在本科阶段,以”守约”为先,其学习优异者,自可以进入硕博士阶段学习,以专门之学,博观深造,以约存博。
2、“中学”之学习次第
张之洞在任四川学政期间创建尊经书院,在其《尊经书院记》文中指出:“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此万古不废之理也。不通小学,其解经皆燕说也。不通经学,其读史不能读表志也。不通经史,其词章之训诂多不安,事实多不审,虽富于词,必俭于理。故凡为士必知经学、小学。”[6]张之洞在其所编的《书目答问》一书的附录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前言之中,系统阐述了小学、经学、史学、理学、词章之学、经世济民之学的关系。他指出:“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7]
武汉大学国学本科试验班班在课程设置上,打通文史哲等现代学科专业的藩篱,充分尊重古典学术的自身规律,以文献考据、传统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课程为基础,加强儒家经学原典之研读、在此基础上开设子学、史学、词章之学乃至海外汉学、西方经典导读等课程,不断革新教学形式与手段,参酌中国古代书院制度和牛津、剑桥大学导师指导制,采取单独开课、小班授课,集体诵读经典等形式,因材施教,激发学生独立思考、深度讨论的能力。强调中学和西学的融通,强调传统考据和思想关怀并重,强调知识传统的学习向知识诠释、知识创新,进而向价值关怀、人格自律的次序递进。达到考据、义理、辞章、经世并重的人才培养目标。这些举措是对武汉大学创办人张之洞“中学”教育次第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当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之中,我们在小学与经学,经学与史学、理学、词章之学的递进关系上,还有待进一步协调、融合,避免各门课程之间缺乏内在联系、各自为政的倾向。
3、经史子集、小学之读书法
《劝学篇》还对经史子集的读书重点做了详细的解释,“经学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史学考治乱典制。史学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实,一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世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诸子知取舍。可以证发经义者及别出新理而不悖经义者取之,显悖孔、孟者弃之。…理学看学案……词章读有实事者,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况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然词章有奏议、书牍、记事之用,不能废也。当于史传及专集、总集中择其叙事述理之文读之,其他姑置不读。……小学但通大旨大例。”[8]张之洞还详细的论述了“小学”的作用和应有的学习态度。“中学之训诂犹西学之翻译也,欲知其人之意,必先晓其人之语。去古久远,经文简奥,无论汉学、宋学,断无读书而不先通训诂之理。……惟百年以来,讲《说文》者终身钻研,汩没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须通其大旨大例,即可应用。……得明师说之,十日粗通,一月大通,引申触类,存乎其人,何至有废时破道之患哉?若废小学不讲,或讲之故为繁难,致人厌弃,则经典之古义茫昧,仅存迂浅俗说,后起趣时之才士,必皆薄圣道为不足观,吾恐终有经籍道熄之一日也。”[9]
张之洞以儒学为本位来评价、取舍“子学”,这是门户之间,应当加以扬弃。郭齐勇教授指出:“道家、道教,中国化的佛教,都是国学的重要内容,儒学也是。儒学的范围也很大,但相对于国学来说当然要小得多,我们不能把这两者等同起来。但另一方面,儒学又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我们可以说,儒释道是互补的,儒学是国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我们不必把国学讲成儒学,以儒学取代国学,但也不必排斥、贬低儒学,一定要认识到传统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是儒家型的社会。”[10]张之洞关于经史等等学科的教学理念则非常值得当前的国学教育吸收和借鉴,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是“修齐治平”之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是对于君子人格养育、齐家治国、经世济民之道有实用的学问。新时期的国学高等教育刚刚起步,我们既要避免浅俗化,也要避免学究化,这一点对当代的我校的国学教育尤其重要。我们在课程体系安排上,既要重视“小学”的基础地位,又要防止“讲之故为繁难,致人厌弃”之倾向;既要主要在训诂基础上的经典学习,也不能把思想内涵丰富的经、子之学、宋明理学等等仅仅作为训诂、考据的对象;既要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也要避免把学生培养成玩弄辞藻、溺于词赋的文化闲人;既要培养学生埋头读书的静气,也要培养学生通经致用、通达时事的情怀。《劝学篇》曾引用王安石的一句话:“王介甫悔新法学校之误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11]这一句话尤其值得当前的国学教育界重视。
三、结语
张之洞作为武汉大学的主要创办人,立德、立言、立功兼具,其为学义理、考据、经世、辞章并重。在《劝学篇》《尊经书院记》等著作中系统的论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学习目的、为学次第、学习方法,对于当代的国学教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武汉大学国学院作为张之洞“中学”教育理念的继承者,应当积极挖掘他的相关学术思想,加以扬弃与吸收,开创国学教育的新局面。
[1]张之洞,《劝学篇》,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出版。